□邓海建　

　　8月15日,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发布。蓝皮书指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即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
　　　　　　　　　　(8月17日《南方日报》)
　　数据显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有这样的数据支撑,我们就不难回答一些如鲠在喉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最近十年的高科技企业三分之一都有印度或中国的创始人?为什么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接近40%来自外国出生?为什么这些外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有22%来自中国大陆?为什么中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留学博士学成不归的比例高居新兴国家首位?……也许以下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足以回答一切疑虑:一是2006年以来,清华和北大开始荣登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前列,二是美国《科学》杂志将这两家中国一流高校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地球是平的,以狭隘爱国主义谴责“学不归”显然有些心虚,但类似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在人力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趋势面前,我们的吸引力在哪里?支撑核心竞争力的人才资源被定位在怎样的价值坐标上?中国人多,但人才未必多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学不归”的群体里,大多是人才中的支柱部分。没有什么比事实更有说服力,权威资料显示:留学回国人员在许多重要岗位占很大比例——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占77.61%,“两院”院士占80.49%,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占71.65%,长江学者占9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占72%。
　　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先生说:“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会最成功。”虚心而诚恳地审视七成“学不归”的原因、并徐图改进,也许比视而不见或掉以轻心更切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