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折是皇帝授予地方重臣的一种权利,康熙帝通过密折了解地方政务、施政意见、官员隐私,乃至于地方天气变化、粮食收成情况等琐碎事情。李煦、曹寅作为中层官吏,不仅可以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折,并且有密折专奏的权利。《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收录的李煦与曹寅的奏折比封疆大吏都要多,并且内容多设计民情风俗、官员贪廉等,皆非本身的职责。除去政治上的事情,李煦与康熙帝还通过密折进行私人的交流。康熙帝不仅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李煦,而且作为皇家机密的起居,康熙帝都会告诉李煦。康熙帝不仅视李煦为自己人,也视曹寅如“家人”。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李煦,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李煦,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重病时,康熙更是赐药治疗,由此也可看出曹寅、李煦与康熙帝之间的密切关系。
李煦拥有密折资格　政治天气粮价皆报与康熙
　　从康熙开始,清朝逐步实行密折制度。密折是皇帝授予地方重臣的一种权利,康熙帝通过密折了解地方政务、施政意见、官员隐私,乃至于地方天气变化、粮食收成情况等琐碎事情。《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录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两人给康熙帝的诸多密折,为研究二人与康熙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织造府是清代内务府广储司的下属,主要负责为皇室提供丝织品及江南珍稀物品,一般由五品的郎中或员外郎管理。在苏州、江宁这些江南中心城市,知府都是从四品,与织造同级别的官员就多如牛毛了,他们职小位卑,一般不具备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资格。
　　但是,《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收录的李煦与曹寅的奏折比封疆大吏都要多,并且内容多设计民情风俗、官员贪廉等,皆非本身的职责。李煦、曹寅作为中层官吏,不仅可以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折,并且有密折专奏的权利,这说明他们在本职之外在江南还承担着一定的政治使命。
　　李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接替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上任后,他并不习惯向康熙帝奏报本职之外的事情,所以在奏折中说: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康熙帝给其批复说:秋收之后,还写奏贴来。自此以后,李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康熙帝上密折,上奏的内容从天气变化、粮食价格这些琐碎的事情到地方政治、官员隐私等,其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从现存的李煦奏折来看,李煦自己除经常有密折外,还会同地方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及漕总等会疏具题,与江宁织造、杭州织造共同会议也由李煦具题；甚至地方巡抚的密折都由李煦代呈。除此之外,李煦密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晴雨册》的进呈。查李煦现存的96份奏章中,有30次夹送《晴雨册》。在行文上,有的时候叫《苏、扬晴雨册》,有的时候称某某月晴雨册,康熙五十年四月初四送了《晴雨册》,到四月十二日又有《复迟送晴雨录》。一旦不按时上报,康熙帝都不放心,异常牵挂,如康熙帝批复五十年二月二十九《苏州织造李煦奏报苏州米价甚平并进晴雨册折》说:“知道了。《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不合明白,回奏。”
　　李煦在江南是康熙帝的耳目,也是他的心腹。一些不便公开传达的事情,康熙帝会交予李煦处理,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三月给李煦的朱批中说:“另有上谕一封,尔使人密送到巡抚处去,不可迟误。”而李煦对政局的看法也可能会左右康熙帝的决定。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科场案发生,年末朝廷派钦差大臣来扬州会审,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结束。在这期间,李煦十次密奏会审进程和江南民意,最终康熙帝抛开会审结论,依李煦的意见处理了此事。
　　除去政治上的事情,李煦与康熙帝还通过密折进行私人的交流。如康熙帝在三十一年(1692年)七月李煦的请安折中说:“朕五月间,偶感时气,后变疟疾,至二十九日方痊。今已大安,如平时一样。”康熙帝不仅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李煦,而且作为皇家机密的起居,康熙帝都会告诉李煦。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六月十二日给李煦的批复中便提前告诉了自己的行程计划:“七月尽间,即哨鹿起身。”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因家人途中遗失进折,自请处分并补缮折,康熙朱批道:“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这两件事即充分说明了康熙之与李煦,实非“外人”可比。

曹寅病重康熙赐药　再三叮嘱李煦药的用量用法
　　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曹寅年轻时曾担任过康熙的伴读及侍卫,因此康熙与曹寅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有总角之交。康熙帝曾对李煦说“曹寅与尔同事一体”,从现存的曹寅奏折看,曹寅给康熙帝奏报的内容也与李煦有相似之处,诸如《奏报盐场情形折》《奏进晴雨录折》《奏农田歉收及盐引滞销折》《奏为婿移居并报米价折》《奏报熊赐履家产及生活情况折》等,这些也多是关于地方天气变化、农业收成、粮食价格或是地方官员情况等。当然,从《江宁织造曹寅覆奏奉到口传谕旨折》等奏折分析,曹寅有时也会替康熙帝传达口谕。
　　康熙帝不仅视李煦为自己人,也视曹寅如“家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初六,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李煦,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李煦、曹寅看成是“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噶礼公开弹劾。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李煦,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命李煦亲自主持将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
　　李煦、曹寅与康熙的密切关系在曹寅病故扬州这件事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十八日,李煦密奏康熙帝:“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康熙帝得到曹寅病重的消息后马上给他赐药,并再三叮嘱李煦药的用量和用法,在最后又连用了四个“万嘱”告诫李煦不要用错药。由此也可看出曹寅、李煦与康熙帝之间的密切关系。
　　康熙帝对李家和曹家的照顾是看在李煦与曹寅的情分。苏州和江宁作为江南重镇,一品、二品大员的衙门不在少数,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苏州织造府和江宁织造府,极少住在那些大员的衙门中,这当然是康熙帝对于李、曹两家的格外恩典。这种恩典,到了曹頫一辈就疏远和淡漠了很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李煦、曹寅与康熙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他们能够从康熙初年开始以一个正五品的织造在江南那种高官云集的地方获得极其特殊的地位。虽然李、曹二人后来都做到了正三品衔,但他们的地位与他们的品阶也是不相符的。康熙对李家、曹家的恩典是基于李煦和曹寅的,随着曹寅的去世和雍正帝的登基,皇室对这两家的恩典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接连不断的政治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