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从潍坊城区插队到到高密的知青再度“回娘家”　◎他们回城后一直与乡亲们保持联系,互相帮衬似一家
　　“知识青年”,很多人更亲切地称作“知青”,作为一个历史标签,永远贴在了上个世纪那段洋溢着青春和热血的峥嵘岁月,早已成为了当事一代人心中无可磨灭的记忆。当时的他们初中毕业后,就离开城市,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与那些淳朴的农民和那片广袤的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回城后,他们的心无时不牵挂着那个当年留给他们无限感慨的地方。10月23日,记者跟随当年下乡到高密的4名知青回高密市大牟家镇大坡子村探亲。这些年来,他们每年都回村子里看望当年的老朋友,这儿早已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四名老知青昨回“娘家”
　　35年前,来自潍坊城区的十多个知识青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政策,来到了高密市大牟家镇大坡子村,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活。后来返乡之后,他们一直与那里的父老乡亲保持联系,亲如一家,而且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去。
　　今年57岁的李乃兴已经退休,现住在苇湾社区,是他们当年的带头人。1977年3月19日,22岁的李乃兴下乡到现高密市大牟家镇大坡子村,在那儿待了20多个月后,一直到1978年年底,他才返回潍坊。在大坡子村时,他每天下地辛苦劳作,一直盼望回到城里。但回城后,李乃兴不时想起那些和他们一起干活的老干部和兄弟姐妹。
　　时间一天天过去,生活渐渐稳定后,李乃兴萌生了回大坡子村看看的念头。有了这个想法,他便开始多方联系如今在潍的当年一起在大坡子村下乡的知青。“1991年,我们基本上联系到了所有当年一起下乡,后来回到潍坊的知青。然后一起组织回了一趟大坡子村,村里放鞭炮迎接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回去。”李乃兴说。
　　10月23日,记者与李乃兴、于海菊、谢春英、赵新军等4名知青一起,再次回到大坡子村,看望了当年他们下乡时村里的老朋友。
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
　　今年88岁的张本明是大坡子村当年分管下乡知青的村党支部书记,知青们都习惯地叫他老书记,谈起眼前这些知青,他显得很欣慰。
　　“1974年的时候,是我去当时的周戈庄公社接的第一批知青,当时他们只有五个人,赵新军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刚刚从城里来到农村,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很多事都不习惯,所以我们就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们,然后再慢慢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自己有五个孩子,很了解为人父母的心情,人家既然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一定得给人家照顾好了。后来,他们慢慢的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跟我们也就像一家人一样。家里做好吃的就让他们来吃,没事的时候他们也来家里坐坐,找我聊聊天。”张本明回忆道,“我拿这帮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回城后也一直跟我们保持着联系,一年得回来个七八次,我家里每年烧的煤都是李乃兴买的。我经常跟他们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永远都是。即便是以后我不在了,下一辈人也不要断了来往,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的这帮兄弟姐妹们拿着老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亲,比我们做的都好。逢年过节就来探望,还帮着我们买拖拉机、买化肥、买种子,帮我们找致富门路。平时也不断给老人打电话,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真是比亲戚走动的还勤呢。”张本明的大女儿张连荣告诉记者。
长久不见就不得劲儿
　　自从1991年取得联系后,当年一起下乡的十多名知青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聚会,不管哪家有红白喜事,所有人都前去帮忙,不是亲兄妹,却胜过亲兄妹。
　　“我们没事就聚到一起拉拉家常,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也都互相帮衬着。”现居住在城区永安路今年54岁的老知青赵新军说,“要是时间长了不跟他们见面,我就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
　　不仅是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之间保持联系,他们每年回村里,都跟村里的兄弟姐妹团聚。“只要村子里哪个兄弟姐妹有事打个电话我们就回来。我们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们也尽心帮忙。”李乃兴说,“前几年,我的儿子结婚,村里的几个兄弟提前两年就储存棉花,把自家种的棉花,挑选出最好的留着,给我儿子结婚时做被子用。儿子结婚那天,我雇了大巴车回村子,把他们都接到了潍坊来。我跟朋友介绍说,那些全是我的亲人。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吃惊地问我家咋有这么多亲戚。”
　　在张本明家门口东侧,几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李乃兴指着柿子树对记者说:“那就是我们2002年回乡的时候栽种的扎根树,现在已经硕果累累了。当年回城的时候,我们就想在这里留下些回忆。先前栽了一些树木,后来被砍伐后,我们又栽了这些柿子树。我们一年年看着这些柿子树长大,每年的这个时候,看着成熟的果实挂满枝头,我们吃着也感觉格外的甜。”
　　在柿子树下,当年的知青谢春英和于海菊正在一边谈笑一边吃着柿子,“吃着自己亲手栽种的柿子树结的果实,心里也是甜的,除了一种成就感之外,它更包含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父老乡亲的眷恋。”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叶妮　辛成凤
　　温暖记忆
劳动模范李乃兴　“感受到了老百姓的质朴和真情”
　　“回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真的是有很多话想说。刚到村里的时候心里有很大的落差,情绪很低落,一切都很不习惯。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在父老乡亲们的悉心照顾下,我们感受到了老百姓的那种质朴和真情,于是就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干活。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壮实,10米长、5米宽一猪圈的粪,我一天就能挑完。大队领导看我能干,表现好,还将我评为劳动模范,想发展我成为党员。上世纪90年代初,知青大规模返乡,我也在1978年冬天回城了。后来听老书记说,如果当初我不回去的话,就想推荐让我当村支书。”
支队组长于海菊　“点点滴滴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我跟春英是同一批,也是在1975年7月11日下乡的。在下乡的女知青里,我算是身体壮实的了。开始的时候,我先是跟着乡亲们种苗圃、种棉花。后来被分到三队,担任组长,天天扛着铁锨,挑着担,和乡亲们到地里干活。当时,根据政府的政策,我们可以带一年的口粮,一年之后我们就得跟着乡亲们一起吃粗粮了,但是老书记一直都没有让我们吃粗粮。当时,各个小队种的蔬菜、水果都会分给我们吃。下来韭菜的时候,乡亲们就烙‘韭菜合子’给我们吃,下来地瓜的时候也煮给我们吃。和乡亲们之间的点点滴滴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乡村教师谢春英　“看着学生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都不想走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当年下乡的日期,那是1975年7月11日。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弱,才70多斤。老书记看我不能干重体力活,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里当老师。当初住的宿舍还是乡亲们给腾出来的新盖的草坯房,两个知青睡一个炕。教室里的环境也很简陋,课桌是用水泥台子搭的,晚上批作业都是点着小油灯。我教过的一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19岁,比我还大。那个时候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开始的时候心理上很难适应。乡亲们一直把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后来时间长了,我慢慢的就对这里产生了感情。记得回城那天,学生们送我的时候,大家全都哭了,看着他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都不想走了。”
诊所医生赵新军　“他们还喊我‘赤脚医生’,我听着特别亲切”
　　“我在这个村子待了刚好一年,来的那年是18周岁。刚开始对这边的生活很不适应,是一天天算着日子过的,就盼着早日回城。我来到村里后,没有下地干活,在村里的诊所跟着师傅给村里人看病,开始时什么都不懂,记得第一次学打针时手都哆嗦。那时记忆最深的,就是三更半夜被人叫醒去看病。现在回头想想,那一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回村,他们还喊我“赤脚医生”,我听着特别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