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子,靠近中朝边境。村子只有500多人,却曾在一条小路两边建了两所小学。并非因为村里的孩子太多,而是由于其中一个孩子有些“特别”——不得不单独为他设立一所学校。这所特殊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不足10平方米。14岁的小峰和63岁的王立军是这里仅有的两个人。这个男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村里人都知道,自打出生,艾滋病毒就藏在他的身体里。由于缺少生源,村小几年前与其他学校合并,村里的孩子都转学到了乡里,除了小峰。他成为留在村里的最后一个小学生。然而这所孤独的学校始终存在着,尽管小峰读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级。

　　没朋友
怕传染没人敢跟他玩
　　小峰的父亲曾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当宽甸县防疫站接到这份化验单时,已经是3个月后了,这对夫妻此前毫不知情。血样送到市里检测后,结果也是HIV阳性。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身体没有出现症状的他们一度认为,是化验单搞错了,甚至不顾防疫站劝告和亲戚反对,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后来一家本省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还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系着红领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谁来教
几经周折找到老师
　　2004年,小峰7岁了。在他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就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坚称:“要是他来学校学习,那俺们孩子只能转学。”学生越来越少。
　　当时,地处边境的宽甸县刚刚被划为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领导们闻听此事挺重视。县教育局、防疫站、乡政府及村委会的负责人很快赶到村小,和61位学生家长召开了座谈会。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
　　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在第六次协调会上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王立军是刘晏清找到的第五个人。
　　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不是说咱思想境界高,一开始我是冲着钱去的。”其实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给他开多少钱。王立军回家把情况告诉妻子后,妻子当时就急了:“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你要干就别回家!”可妻子最终也无奈同意。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学校里只有两个人,操场是村委会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
怕嫌弃　每家理发店只去一次
　　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见。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几乎没再去过对面的学校。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他们都说我有艾滋病。”“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自打“爱心小学”成立后,王立军和小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2006年,他们还和其他几个艾滋病儿童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已经9岁的小峰是几个孩子中最矮小的。《新闻联播》播出的合影画面里,他缩着肩膀,把半个身子藏在别人背后。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教室里。
　　小峰成了附近的名人。外村人还给他起了绰号,“艾哥儿”。为了怕人认出来“嫌弃”,王立军带小峰去街上理发时,每家店只光顾一次。
　　只有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教室里没有歧视。王立军从来不主动和小峰提起“艾滋病”,他还想着,社会关注多了,小峰有一天就能回到正常学校里。

挺乐观　“接吻都不会传染”
　　自打村小合并到乡里后,没有上课铃的早晨变得缓慢而宁静。
　　7时50分,村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小学生来了。“上课。”王立军在办公桌兼讲台前喊了一声。对面椅子“哐啷”一响,小峰半应付似地站起来。“同学们好。”老师对教室里唯一的学生说。“老师好。”小峰含混地应了一句。
　　小峰也是这个村庄里最后的艾滋病患者了。2008年12月,小峰母亲艾滋病病发又感染上脑病而去世。十几天后,父亲突然说不出话了。在床上躺了19天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峰家的土地和房屋被变卖后,遗产分成了几份。可谁来抚养小峰,几个亲戚却推来推去。照片里曾经亲密依偎在一起的家人,在现实面前拉开了距离。
　　对于艾滋病,他还没有显出太多畏惧。在小卖铺里碰见害怕他的外村小孩,他使劲解释:“没事,我出血、你出血,伤口碰一块才感染呢,平常接吻都不会传染。”他的话把成年人逗乐了。有人忍不住逗他:“你怕死不?”“我不怕。”他飞快地回答。但他曾跑进村里蓝色屋顶的教堂,跟着大人们一起唱圣歌。祈祷时,他闭上眼睛,“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想未来　到了18岁他怎么办
　　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经常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出现了耐药反应。
　　王立军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检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时带着小峰去那里抽血。他有些避讳谈论生死这个问题。曾有一个记者,在小峰家里问他“怎么看待生命”。对外人一向挺和气的王立军那次真生气了,“你这个问题,谁也没法回答!就是我,今天脱了袜子躺下,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起来穿上!”说急了,他把手里的老花镜摔在桌上。
　　王立军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学校的事情,他明白,这已经不大可能。关于小峰成年后学校还会不会开下去的问题,他也是盯着提问者沉默了半天才说:“这就不知道了,没有想过。”
　　但姑姥姥韩玉君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伙食费就不够了。她找过村委会,问能不能加一两百元,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再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保证王老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说起这些,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抽了两根烟。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会该由谁来管。
　　没人把这些事告诉小峰。他刚刚有了新宠物——姨夫抓来的刺猬。他更关心过生日时,唯一的同龄朋友刘立宝会不会送他一份礼物。他还有很多梦想,盖房子、当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岁了,已经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4年。成年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那么确定的事情。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