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卿是一个农村孩子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他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童年是在昌乐县北展乡(今乔官镇)黄家洼的田野里、土堆上度过的。如果不是村里一位老人无意中说起外面学校的精彩,黄作卿觉得,或许他也会如父辈那样,一辈子都在黄家洼那个巴掌大的地方转悠。
听何思源演讲　记住“好好念书”
　　整个启蒙阶段,黄作卿上的是村里的私塾,学的是《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书。农忙时节,教书先生会放上几天假,遇上亲戚朋友婚丧嫁娶,也可以休个三天两日。课自然是没好好上过。这时,他听村里一位老人说起,七八里外有所高小,那里的教员书教得好,心便活动起来。他想要念书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们送黄作卿读完高小,又把他送进了山东省立昌乐中学(今昌乐一中,当时简称省立昌中)。父母一辈子土里刨食,却觉得“人念点书总是有出息的”。
　　省立昌中始创于抗日战争时期,烽火之间辗转办学,名称多次更迭,规模却逐渐扩大。后来,为方便学生就读,学校又增设山唐(位于乔官镇)、古疃(位于红河镇)、马家河子(位于朱刘镇)等多处分校。一开始,黄作卿读的是山唐分校。后来,位于吴家池子的新校舍建好,整个省立昌中的学生都搬了过去。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黄作卿才知道生活环境、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差距。他平时住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自带干粮。虽然吃的是窝头、煎饼,穿的是母亲用粗布缝的衣裳,但黄作卿对着或厚或薄的课本,常常能笑出声来。对知识的渴求让他觉得,对于学校,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个倾心许久的“校外人”,现在他终于入了局。学校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从这一点来说,他在同龄的农村孩子中是幸运的。
　　当时,学校云集了巩宪文、王云渠、朱既章等一大批名师。校长霍树楠是寿光人,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黄作卿平时刻苦认真,成绩一直不错,经常受到奖励。他还会定期从学校领到粮食、补助费,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946年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何思源到昌乐视察。学校停课,组织全校师生到昌乐火车站欢迎。随后,何思源在昌乐县城西部大操场(即今昌乐县政府西北角)作了演讲。黄作卿记得,他很平易近人,介绍自己是由教育厅长升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的。他鼓励同学们好好念书,告诉大家学习时不能浮躁。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没文化却自以为是,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成“山中母老虎,猴子称大王”,被传为笑柄。
　　1949年,当身处北京的黄作卿听说何思源曾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为此痛失爱女时,更增添了对他的尊敬。
报考华大,立志当一名教师
　　1948年4月27日,潍县解放,随后国民党在昌乐的守军看到潍县已失,即行自动逃散。在省立昌中读书后期,黄作卿就听同学们私下议论“共产党好”、“八路军要来了”、“天要亮了”。那时,许多人已经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苛捐杂税心存不满。校方认为,有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于是加大了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学校训导主任高鲁生是个国民党军统特务。他常常气急败坏地训斥学生。许多人对他都心存不满,有胆大的学生还曾当面顶撞过他。有一天,学校的墙上还出现了反对学校压制学生,并痛批高鲁生的标语。同学们纷纷跑去看,心里大都觉得很痛快。
　　当听说中共华东局在潍坊办起了好几所学校,黄作卿忙不迭赶去打听消息。那年的6月,雨水似乎特别勤,出门常遇雨天。那天,黄作卿冒雨从昌乐步行去潍坊,土路泥泞不堪,他却视而不见,满脑子都是对未来学校生活的憧憬。
　　黄作卿在街上看到了华东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写明,华东大学是为了培育“新民主主义建设人才”,具有初中毕业学历和同等学历、年满17周岁的人都可以报考。
　　黄作卿按照招生简章上面留的地址,赶到位于乐道院(由美国人狄乐播建立,集教堂、医院、学校为一体,地址在今广文中学和市人民医院)的华东大学报了名。入学考试很简单,书面考试是要求就“我的志愿”写一篇作文。黄作卿在文章中写道,他立志做一名教师,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而努力。过了不长时间,考试结果公布,黄作卿被录取了。

每个人都有一股子革命热情
　　9月4日,华东大学正式开学。被录取的50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解放区的进步青年,还有一部分人是老解放区的干部、老师等。到校后,黄作卿发现人人都有那么一股子革命热情。“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校风把广大师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学生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享受供给制待遇,管吃管住,还发了军装。
　　根据文化程度,学校最初设置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研究班和预科一部、二部。除了预科二部在坊子,其余都在乐道院。黄作卿被分到了预科一部。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大家除了学习文学欣赏、中国近代史等正常的文化课外,还能听到形势报告。学校还印发了许多革命文献、毛泽东著作等。学生们常常在食堂中一起上大课、看材料、分组讨论。
　　9月24日,济南解放。11月下旬,华东大学迁往济南,并进行了二次招生。黄作卿等人就住在四里山(今英雄山)下的成城中学,按原计划学习。此时,全国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捷报频传。黄作卿他们除了继续正常的学习,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大家一起走出校门,上街下乡,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大好形势。黄作卿和同学还多次夜间到火车站帮着抬担架,运送从前方转移过来的伤员。
　　济南刚解放,常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并不时扔下炸弹,常有民居、商店、街道被炸毁。黄作卿和同学们就冒着危险,一趟又一趟抢救伤员和物资。老百姓看到他们胸前的校徽,知道这些青年人是华东大学的学生,忍不住赞叹:“大学生,不简单啊!”短暂的华大生活,让黄作卿由农民的儿子,迅速成长为一个革命者。风吹在脸上,他觉得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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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大学
　　1948年夏,中共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成立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韦悫任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济南解放后,华东大学于11月迁入济南,迁济后成立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另设附属中学。1949年5月,韦悫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彭康接任校长,学校向正规化大学过渡。11月,教育学院划出,后成为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交济南市领导,改为实验中学。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学校调整为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系,转入正规化的业务学习。1950年冬,华东大学奉命迁青岛,1951年在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校名用山东大学。华东大学是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4000多名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