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志稿》的序言开篇首称“潍之有志,创始于明万历癸酉刘塔山(刘廷锡号塔山)先生”,可知刘廷锡对潍县志的首创之功是难以磨灭的。刘廷锡通过编写地方志,了解到因弘德年间,二三富商过分炫耀,使潍县得了上县之虚名,赋税徭役比邻县繁重。然而万历年间的潍县,业商者已不再富有,农村中“十室九空”,人丁不旺,农业劳力不足,生活艰难,是徭役兵役制度直接造成了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刘廷锡在“万历志”中用“志氏曰”(如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有理有据地摆明了事实,找出了原因,态度鲜明地为民请命,向主政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殷切的希望。这是“万历志”的一大亮点,在官修的志书中是看不到这类精彩文字的。
确切记载潍县土城建筑形制和规模
　　“万历志”10卷,全面系统地记下了潍县建制前的历史、建制后的自然地理、城乡面貌、建筑设施、文化教育、农商经济、行政管理、典章制度、民众负担、古今名人等,为后世修邑乘建立了楷模和基础。
　　潍县有城约始于汉代,但那不是存在到解放时的潍县城,约在隋末唐初,县城始定位于白浪河西岸,千年多以来再未移址,至万历年代一直是土城,但其建筑形制和规模,直到“万历志”才有了确切记载。“万历志”在“城池”篇,记载了明正德七年(1512)莱州府推官刘信重修的潍县土城形象。“东南临水(指白狼河,现白浪河),沙虚善崩,正德间再遭暴水,城不透者数尺。隆庆乙巳(1569)秋复大水,几损城厚之半,城不为沼者天幸也”。“城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阔一丈五尺,有东、西、南、北四门用砖包,东曰朝阳,西曰迎恩,南曰安定,北曰望海。门有楼,濠阔一丈五尺,环绕四周”。
　　从以上记叙可以了解到:潍县当时的土城与后来明崇祯十二年(1639)县令邢国玺改砌的石城,在位置、规模(周长、高度、厚度)、城门的命名上没有变化,砌为石城,目的只是为了大大强化城墙防战防水的防御功能。
城里和东关已有集中做买卖的场所
　　“万历志”说:“潍古郡,街衢相沿无改,巷以多岐难防盗窃,有堙塞者”。当时街上有牌坊,“城里十四座、东关一座”。有市二:“一在城内大十字口,一在东关大街十字口”:集市“在城内者七,在东关者七,在西关、南关各一。在乡者一十五”。
　　另外,城关的行政区划有:“西关南隅、城西南隅、西北隅、东北隅、东南隅、东关南隅、东关北隅、东关南北隅、东南北隅。”那时的南关、北关,还不是主要关厢。
　　当时城里、东关已有的“市”,指的是集中做买卖的场所,不是行政建制单位的“市”,也不是间隔定时的集市。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当年县城的那两个小小的“市”,正是孕育今天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潍坊中心市区的摇篮。
　　“万历志”中,对于东关的土围子(或坞)没有具体记载,但记载了当时东关已有了四隅、一市、七个集场,这说明,东关在建成“八阁围子墙”以前,已形成潍县的一处较大的关厢,在东关大街十字口,有了与城里大十字口规模、地位相当的商贸市场,还有与城里数量相当的“七个集市”,东关在人口聚集和商贸发展上已远远超过了潍城周边其他关厢。
　　当时东关的七个集场,或许就设置在后来的米市街,估衣市街,南、北下河街,鱼店街一带。当时潍县城里同样设有七个集市,这说明当时城里的住户还没有遍布全城,人口也不是太多,所以,空余的地面可以设七个集市。可是,这些集市究竟设在什么地方,规模如何,我们后来人就无处猜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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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锡
　　刘廷锡,生卒年失记,字君荣,号塔山。嘉靖元年(1522)乡试中举后,任保定府推官,后擢户部主事,转本部员外,再转郎中,又出任两淮盐运使。居官清廉,为人所称。致仕归里,居县东南四十里塔山下,对此山情有独钟,取山名以为己号。他曾作《塔山诗》曰:“有客来寻漫叟居,塔山北麓是吾庐,呼童净扫青松影,玩鹤弹琴乐有馀。”从中我们可以想见他晚年寄情山水,吟咏自娱的淡泊生活。另有《营丘怀古》等诗作传世。他对桑梓的最大贡献、后人对他最为敬佩感激的,是他创编了一部存世最早的《潍县志》。地方志书都应是官修,地方官却不作为,而“尚父(太公姜尚)遗墟白水(白浪河)滨,分封旧与鲁为邻。渭涯风物宗周远,淄曲云仍霸业新”(《营丘怀古》中句)的潍县,岂可无志书记载其古往今来、“形胜雄与九州”的人文自然盛况,以“传信诏来”?于是他慷慨地以民众的身份,承担了修县志这一重任,而且得到了好友王渐与胡邦佐的支持和协助,更得到了当时还在京城做官的刘应节热情夸赞。
平均每户还不足两人
　　万历年间,潍县的人口数为:11917户；21769人。以此计算,平均每户不到2人,的确少得可怜。
　　从明洪武元年到万历元年(癸酉)200年间,经过了明初大量移民,后又有两次移民,但人口的增长并不快。城圈以内还住不满,有大量的空地设置七个集市,之所以如此,“万历志”没有记载,也可能是不便详说。但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频繁战争中,潍县人口已剩下的极少了,不然不会大量强制移民。潍县民间传说,那时全城只剩下了苟、陈两家。
赋税徭役比邻县繁重
　　200年中人口增长得缓慢,也还与生产发展缓慢、税赋徭役过重,民生多艰有关,这一点,“万历志”透露了一些信息。
　　“万历志”在记录税赋徭役之后,有一段“志氏曰”(编志者说的话):“潍之杂差繁重,前既列之矣(前面已经开列出来了)!及见坐佥(签署徭役的簿籍,“佥”通“签”),马驴头各项差役之数,比之邻邑独重且多焉。以是而知潍人之困,终不可苏(苏醒、缓解)矣!考之国志,里数与邻邑多相等,地之瘠薄与民之流散亦无以异,何站地(服役的地点)差役轻重多寡,不均之如是也!”
　　记载了徭役数量之后,又查检了记录,比较了邻邑的情况,得出了“潍人之困终不可苏矣”的又愤又忧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刘廷锡找出的原因是:“只缘弘德年间(明弘治、正德年间,约从1488年至1521年),有二三富室,资财雄于邻邑,从事商贾,贸迁有无,恃其赢金,服室僭侈(过分的奢侈炫耀),因得上(等)县之名。历年以来,县既贫而虚名犹存。又民俗相沿,业商贾者往往如故,然资货无多营取,锥刀之利,旋(不久)亦困于差役,丧(丧失)其有矣。况业商者无几,余皆耕耨农家,十室九空,驿传差役每见增加……良可悯也。”
　　因二三富商过分炫耀,得了上县之虚名,赋税徭役比邻县又重又多；现已穷了,十室九空,而驿传差役只增不减,百姓困苦艰难,生产难以发展,人口怎会增加,真是令人悲悯哀叹。这都是因为当官者不体察详情,不关爱百姓,一味压榨搜刮造成的。刘廷锡在这里最后说:“是故转戚为欣,转否为泰,吾其有深望于民之父母矣!”意思是,既然原因如此,要使百姓心情转悲为喜,命运变坏为好,我深深地寄希望于父母官啊!
　　当时实行的“兵制”,是三户出一个军卒,或保卫京师,或戍边檄,或隶(隶属)各处卫所,原额军数六千七百三十六名。这些青壮年人,常年撇家舍业在外当兵,病羸死亡,还要从在军籍的户中抽人补充,加重了地方人丁的负担。
　　对此,“志氏曰”(刘廷锡说),古者寓兵于农,苏轼曾指出“养兵害农”。诸葛亮说,“兵贵精,不贵多”。而“今之兵,或占籍滥食,或闻金(兵器)丧魄者何限(难计其数)也!名曰貔貅百万,实则旗帜虚张,责以外捷(战胜)四夷,内壮中国,难矣!故振作以精惰,校阅以求精,司戎事者(管军事的官)当速图而预讲矣。”
　　刘廷锡通过编写地方志,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的潍县,业商者已然不再富有,农村中“十室九空”,人丁不旺,农业劳力不足,生活艰难,是徭役兵役制度直接造成了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
　　在志书中,刘廷锡以自己的名义,有理有据地摆明了事实,找出了原因,态度鲜明地为民请命,向主政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殷切的希望。他的胆识和骨气,他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十足地令人钦敬!这也是这部“万历志”的一大光辉亮点,在其它官修的志书中,是看不到这类精彩文字的。
　　“万历志”对记载潍县人文历史的贡献颇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称引,仅就笔者浅见略述于上,有待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