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潍县志》是由当时的潍县知县王珍主修,在京做官刚刚致仕归里的陈调元任总纂,以万历志为基础,于康熙十一年(1672)完成编纂的。康熙志细化了万历志的部分内容,所续者自万历癸酉(1573)至康熙壬子(1672)间百年之事,癸酉以前增补者极少。康熙志与万历志比较,其明显的特点,是采用舆图对所志的部分内容做了形象化的记载。尽管这些舆图还是粗线条的简单图示,在当时中国尚无现代测绘手段和用高空摄影记录原形态的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
官修康熙《潍县志》以万历志为基础
　　清王朝入关后,为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各地的修志活动就陆续展开了。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卫曲沃)上疏,请颁令各省纂修通志,编辑成书,交翰林院备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在朝廷督促下,自康熙十年(1671)至五十九年(1720),清朝所辖直隶及十五省都陆续编修了通志。康熙《潍县志》就是在此背景下于康熙十一年(1672)完成的
。　　康熙《潍县志》由当时的潍县知县王珍主修,在京做官刚刚致仕归里的陈调元任总纂。教谕刘秉和、县丞孙鼎鋐、典史王昌周分别任校阅、监修。还聘请了原任浙江归安知县的宋国彦、丁酉科副贡考授州同知于激隆、举人于择长、吕应祥、贡生蔡宗襄、廪生梁万福任考订。
　　王珍,陕西临潼人。到任第二年就响应朝廷“天下郡县之志尽皆搜遗补缺编辑成书”的诏令,决定在百年前刘廷锡编纂的“万历志”基础上,重新编修潍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
　　陈调元(1595-1684),字巽甫,号鸥盟,潍县望族陈大观十一世孙。祖父陈所问,明万历丙午进士,曾任直隶真定县令、南京广东道监察御史。陈调元是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进士,清顺治二年(1645),50岁时授宁津知县,以歼盗功,擢刑科、礼科、兵科左、右都给事中。因参权臣触怒了皇帝,降为行人司副司正。康熙十一年,做官28年已经78岁时致仕归里,自称“落魄薄宦”。此时王珍登门,请他主修县志,他慨然应允,遂与二三同仁“访遗迹、摭(zhí)轶事,山川风物询诸父老而犹必徵以故实,兵农钱谷徵诸新编而犹必参诸旧额,忠孝节烈得之耳目而犹必核之舆论,前所未备者备之,近所未辑者辑之,计受事而旬余日而粗具一稿,以请正于邑侯王公”。这是陈调元在《序》中的自述,有万历志为基础,从万历到康熙,时间不过百年,是以很快就完成了康熙志的编纂工作。
　　康熙志细化了万历志的部分内容,它是明、清换代后的第一部潍县志书,虽在体裁上基本依照万历志,所续者自万历癸酉(1573)至康熙壬子(1672)间百年之事,癸酉以前增补者极少。
　　然而,万历志所记载的内容作为康熙志的基础资料被引用时,又系统地记录了其间的发展与变化。例如在建制沿革中,记录了从上古禹贡、少昊、虞、夏直至春秋、战国,延续至秦、汉以下直到元、明等各个朝代和历史时期,潍邑在行政设置上的变化、称谓；在山川中,对境内的孤山、塔山、程符山、黄山、雷鼓山、南石埠、潍水、白狼河、溉水(虞河)西于河、寒浞河、宁家沟河、膏润泉、渭水溪、甜水井以及潍县的形胜“十景”,首次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采用舆图对部分内容做了形象记载
　　康熙志与万历志比较,其明显的特点,是采用舆图对所志的部分内容做了形象化的记载。如莱州府图、本县城图、北海人虚九度图、齐分元枵图等,从天上、地下,将潍县所处的地理方位、境内与周边的自然形貌等载于图上,大体可以一目了然。例如在《莱州府》图中,绘出了作为东莱首邑的潍县,滨海、临水,境内东西有山的自然形势；在《本县城图》中,标出了县城城墙、城门、县治、察院、按察司、布政司、养济院、预备仓、学宫、文昌阁、白衣庙、城隍庙、东岳庙、碧霞宫、关帝庙、天仙宫、石佛寺、射圃亭等所在位置。在《境域图》中,介绍了潍县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的临界县；标明了境内的山、河、乡、铺,城外的主要寺庙、宫院,并首次标出了东关的真武庙(北)、玉皇阁(西)、观音阁(南)和三官庙位置所在；还标出了潍县十景:南溪垂钓、东园早春、石桥漱玉、青阳晴眺、西山晴雪、塔山望日、北楼晓钟、玉清烟晓、露台秋月、孤山晚照的位置,另配有景色写意图。康熙志对于县治、学宫的建筑形制也有了单独的示意图。
　　尽管这些舆图还是粗线条的简单图示,在当时中国尚无现代测绘手段和用高空摄影记录原形态的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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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
　　康熙志在沿袭了万历志有关潍县土城的记载后,又记下了崇祯十二年,县令邢国玺改砌石城的经历。谈到其改建的近因说“崇祯十二年,登抚杨文岳以戎事临潍,力劝修筑”。
　　所谓“戎事”,是指清兵已攻破济南(见邢国玺《创修石城记》),对于石城告竣的作用,康熙志写的是“后改革大变,‘土贼’围攻,卒赖无虞”,在这里又以“土贼”取代了“清兵”,这当然是为至尊者讳。在康熙志的《艺文》卷内,连主创修建石城的县令邢国玺的《创修石城记》也未列入,而只选用了陈调元的《潍县新修石城记》。
南溪垂钓
　　关于潍县十景中的南溪垂钓,康熙志记载:“溪在治东南五十里,昔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垂钓于此,其溪亦名渭水,有钓台旧迹犹存,双趺宛在。”但在央视播放的考古纪录片《营丘怀古》中,用大量考古出土文物证明,太公吕望建都的营丘在淄博市。史传周文王姬昌封于西岐(陕西一带),访贤于渭水河(在陕西),在那里遇到了吕望。也有人说,太公建都始于营丘,后迁至淄川；也有人指出,“南溪垂钓”的记载是附会之说。上述分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记录民生尤重人文
　　在有关人丁户口的记录中,可以查到明万历年间潍县的户数人数,到了清康熙十年,户口男妇共143120人,依据这些数字计算,百年间,潍县人口增加了6.5倍。这说明,在明清换代之际,潍县人口没有多大流失,是以能延续增长。
　　康熙志详细记录了从明代至清顺治、康熙初年,朝廷、地方对田赋、丁税、徭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的征收数字。记录了额设官吏的指标,上起莱州道、知府、同知、经历司、府学、本县知县、县丞、典史、固堤店巡检、大使、县学教谕,下到驿站里甲夫、马的编制、俸银、开支数字等,记录这些,旨在说明清初的官吏设置含“精兵简政”之义；田赋、税收、徭役,记述了“历代多因时轻重,及明末而加派滥征民不堪命”,“我朝轸念民艰,悉照万历初年起课(征税)”,“司土者仰体而力行之,而核(落实)包荒(荒地)以苏偏(偏僻地区)困,蠲(免)杂徭以贻修养”等肃政爱民的政德。康熙年间,税赋徭役轻于明末是史实,但在这里修志者也给朝廷、地方官的政绩,大大地写下了一笔。可见官修地方志与私修的“万历志”,在同一个项目上不同的着眼点。
　　康熙志在系统记录了学宫、名宦、乡贤、科第有关的人物、记录了坛庙、寺院、坊座、景胜等固化了的人文遗产的同时,又以三卷的容量在其《艺文志》中,记录了潍县名宦学者的艺文著作,包括奏疏、书启、杂记、诗赋、传记等体裁,为潍县的人文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篇章。例如:《魏明帝徵管宁诏》、汉《孔融荐祢衡表》、管宁《上明帝辞徵疏》、魏桓范《荐管宁表》、邹长倩《遗公孙弘贤良书》、徐干《齐都赋》、曹子建《赠徐干》五言诗、苏轼《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元状元张起岩《潍县八景》、刘廷锡《营丘怀古》、《孤山怀古》、刘应节《义开新河疏稿》、《新河议》、高桂《科场大坏疏》等,总计达上百篇。
　　另外,康熙志中还记载了历史上地震、荒旱、水涝、虫灾、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