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天,自高苑调任知潍县事的兰溪张耀璧,便以修史为第一要务,自任总裁,组织人员,历时三月,于当年完成了乾隆《潍县志》的编纂。乾隆志对于万历、康熙两部县志所刊载的潍县的自然、人文遗产,在作了进一步考证、增补、梳理的同时,对“康熙志”后近90年时间,潍县在物产、户口、赋税、市场、城池维护、公共设施建设、民俗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当时社会上新出现的在科贡、做官、善行、孝义、节烈等方面的人物与事迹,也作出了记录。
历时仨月完成乾隆《潍县志》编纂
　　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修成《潍县志》,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相隔88个春秋。当时正值清廷入关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最后高潮的“康乾盛世”。以农业为基础的潍县,手工业发达、商业荟萃,文化兴盛繁荣、城市风貌、人文精神,市井风俗,都彰显出乾隆时代的盛世气象。潍县县令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所描绘的:“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就是当时潍县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
　　处于太平盛世,朝廷又有每个甲子(60年)续一次地方志书的规定,且为适应续编《山东通志》的需要,乾隆二十五年夏天,自高苑调任知潍县事的兰溪张耀璧,便以修史为第一要务,自任总裁、聘请历城举人王诵芬任编纂、郭伟勣、刘志仁、郭灿、孔传礼、孔传中、陈世仁、郭同芳、丁劭龙、韩腾为分纂,县丞、训导、巡检、典史分任提调、协理,并组成了42人参加的采访队伍,历时三个月,于当年完成了乾隆《潍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志)的编纂,并请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崔应阶、山东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沈廷芳、知莱州府事洪肇楙等作序后出版。
　　重修的“乾隆志”,在体例上,仍然沿袭了万历、康熙两部潍县志的基本框架,全书六卷、九志,分舆地志、建置志、典礼志、田赋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稽志,每志分别设立几个目,总共51个目。另有卷首、卷尾收入了序言、凡例、图、目和跋等。
　　乾隆志对于万历、康熙两部县志所刊载的潍县的自然、人文遗产,在作了进一步考证、增补、梳理的同时,对“康熙志”后近90年时间,潍县在物产、户口、赋税、市场、城池维护、公共设施建设、民俗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当时社会上新出现的在科贡、做官、善行、孝义、节烈等方面的人物与事迹,也作出了记录。例如:在户口方面,由于“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乾隆年间上户口的男女已达155021人。又如在课税中,记录了当年的第一大税收是盐务,发出额票3252张,每票征银0.167716两,共解银545.41223两。比商税银258两超过了一倍还多。
　　这期间潍县城池内外的变化尤为显著。早在崇祯十二年邑令邢国玺修建的高四丈有奇、厚十丈五尺、周围一千三百四十九丈有奇的潍县石城,已历经百年沧桑,乾隆十三年,经知县郑燮捐资倡众大修了一千八百余尺后,垛齿城楼,表里完整,固若金汤。在区区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城区范围内,乾隆年间已有了公廨14座、坛庙54座、学宫书院(如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敬一亭、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思乐书院、射圃、儒学两署、潍阳书院等)13处,表坊39座。另有戏台、楼阁、园林、亭榭等多处建筑,更有大量属于当地士绅富豪之家考究的四合院建筑。其数量之多、分布密度之高,在我国北方的小城市里,是比较突出的。其中不少建筑物,在设计理念、规制、风格、艺术上堪称杰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传承封建时代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重要载体,形象地表达了社会人文信仰和价值取向,并成为民间汲取民族建筑文化知识和体现道德伦理观念的主要途径之一。直到民国时代,后来的潍县人,还能有幸看到例如郑板桥重修的潍县城楼、城隍庙、文昌阁,以及更早的文庙、石佛寺、玉清宫、县衙门等。
　　潍县城,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山川地势虽不险要,但是当地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心存感激地从大自然中提取精华,对于前人选择出来的“潍县十景”,乾隆年间又加以精心维护,不断赋以新的诗情画意风格,进一步反映了在风水观念影响下,潍地居民对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宜居宜游的美好人文环境的追求与向往。
　　乾隆志由于是官修县志,又正处盛世,其内容多有对于皇朝“盛隆”的歌颂；而对乾隆年间发生过的严重自然灾害,只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是。像郑板桥写下的《逃荒行》等,能反映广大灾民苦难生活境况的诗词,是不会收入其《艺文志》的。
　　但毕竟是处在“康乾盛世”,财力物力大大优于以往,印刷技艺也有了提高,“乾隆志”在字体、图版和印刷上,都更清晰精美了。
《潍县乡土志》中记录了农工商业发展
　　从“乾隆志’出世,到光绪三十三年,时间又度过了两个甲子又二十七年,这期间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规定再续修地方志,大清王朝早已进入多事之秋。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入侵中国,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海战、义和拳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已经使满清皇朝陷入岌岌可危的困局。在国人日益觉醒,推翻封建王朝呼声高涨的浪潮下,清政府被迫维新,废科举办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饬令各州县编辑乡土志。“俾童蒙皆知爱国为第一要义”,“而爱国之心必以自爱其乡为始”。于是,以时任知潍县事的宋朝桢为总纂,并请陈传弼、张兆恭等八人担任分纂,修成了《潍县乡土志》。
　　乡土志是作为学童学习的乡土教材而编印的,没有按照以往三部潍县地方志的体例编修,全书为一卷,设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15个专题,约8万字。后来人们在评论它时,认为其“语焉不详”,因此也“难入史志之林”。
　　其实,这部志书从涉及潍邑上下四千多年历史中、选择出有关为潍邑人民兴利、除害或明断诉讼的25位贤人的业绩,又扼要列举了在事业、学问、名宦、乡贤、节烈等各个方面的潍县表率人物256人,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还记录了乾隆到晚清140多年期间,潍县在户口、村社、物产、民俗、宗教、实业、商务等许多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弥补了这期间没有编县志却又不可或缺的历史内容。因此,乡土志同样具有重要的存史、资政、育人价值。在此,仅就其有关潍县农工商业方面的记载,略举数例。
记载了人口的姓氏及职业
　　前三部县志只记录了潍县当时的户数、人口总数。乡土志不仅记录了光绪末年,潍县全境已有79742户,共有人口497228人。其中男性271190人,女性226138人。还记下了人口的姓氏,其中大姓有21族,人口最多的有王姓2族、刘氏2族、张氏2族,还有郭氏、陈氏、丁氏、孙氏、曹氏；记下了人口的宗教信仰,当时已有耶稣教男女信徒784名(城乡共有教堂16处)。更可贵的是还记下了人口从事的职业,当时有士(读书做官的士大夫阶层)12400余人、农231300余人、工9800余人,商17400余人。
记录潍县物产品种有了新意
　　乡土志不再像前三部县志那样,只是分门别类记载各类物产的名称,甚至时隔一二百年无变化。它在纪录上有了新意。如关于萝匐:万历志记载是“萝匐似芜菁而根大有红白二种,又一种根长色黄名胡萝卜。”康熙志、乾隆志中只在“物产”的“蔬类”中,记载了“萝匐”二字；乡土志记载的是“萝卜,有青、红、水、胡四种,青而长者最佳”。又如地瓜(番蓣),在乾隆志里始有记载,但放在“果类”中；乡土志记载说:“薯蓣,俗称为地瓜”,已归于粮食类中。
　　乡土志记录了物产的加工和制造。通过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了潍县手工业的发展和近现代工业的初始。
有了货物流通贸易的记载
　　在“商务”专栏里,记载了盐务的产销。当时潍县兼办昌乐的盐务,乾隆年间年四季领盐票6252张,春夏两季课款银六千三四百两、秋冬课款银三千五六百两。本境年销额3252张、昌乐年销3000张。烧酒作坊城乡共有135家,销往本境及烟台每年各50万斤。油与豆饼,销往本境、盐城年各50万斤。烟叶销售登州、胶州客商,每年100多万斤。阑干,销往直隶、河南、奉天客商,销售年金额50万两。梭布销售京都、周村客商年金额10万两。铜货销售济南、泰安客商年金额10万两。可见当时潍县不但手工业产销旺盛,而且是内外产品的集散地,勾画出了经济发展,商贸繁荣的大体状况。
　　总之,《潍县乡土志》在这些方面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开埠前的潍县农工商业的发展,是研究晚清潍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笔宝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