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农民工在深圳繁华闹市“裸体讨薪”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一边是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制造一笔笔“糊涂账”；另一边,在法律证据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维权无门,只好“剑走偏锋”,从“跳楼”到“活埋”,再到上街搞“行为艺术”,非常规的讨薪方式不断翻新,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和扶助。
　　闹市街头“裸体讨薪”
　　日前,一张农民工“裸体讨薪”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照片里,在深圳繁华的福田区闹市街头,一个人上身赤裸,下着三角裤,脚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贴着黑色心形剪纸,头戴一副面具,上书“黑心老板”。左右两旁,各有一人手拿“工钱要不到,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的牌子,押着“黑心老板”游街,引来围观。
　　记者辗转找到了“裸体讨薪”的主角、河南籍的韩文德。他表示,自己和13名老乡去年底参与深圳圳通公司的红岭大厦外墙翻新工程,今年8月完工后没拿到应得的工资,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裸体讨薪”的三个人,按韩文德的说法,右边那个是他本人,其他两个是一起在工地打工的亲戚,其中扮演“黑心老板”的姓李。“裸体讨薪”后第二天,他们两人回河南老家去了。
　　圳通公司向记者出示了录像资料,说:韩文德所说的“李某”其实不姓李,也不是什么河南亲戚,而是重庆人,“也从未在工地打过工”。他是在收废品过程中认识了韩文德,收了韩文德200元来当“演员”的,“裸体讨薪”后仍在深圳。圳通公司认定“裸体讨薪秀”是有人蓄意策划。
两笔无凭据的“糊涂账”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裸体讨薪”所追讨的,是两笔无凭无据的“糊涂账”。这两笔“糊涂账”,一笔是向深圳圳通公司追讨的15万元,一笔是向中间人赵国义追讨的6万元。
　　韩文德说,他领着13个老乡,通过老乡、包工头赵国义,承包了圳通公司施工工程的后勤杂工,并与圳通公司约定,根据不同的工种,分别按天计酬和按工作量计酬。工程结束后结算,合计劳务费21万元。这一切都是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文字凭据。
　　圳通公司项目副经理廖丹青的说法是:这21万元,韩文德按约定变卖工地废品,得款15万元,抵顶劳务费；余款6万元,公司已现金转账支付。
　　圳通公司出示的一份收款证明显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福田区市容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部后勤杂工款、外墙翻新改造工程款6万元整于2011年7月20日结清,已全额收齐。本人对结清工程款付款无异议,特此证明。”赵国义和韩文德在证明上签名、按指印。还有一行手书:“本人同意此款打入赵国义账户。”文下有韩文德签名。廖丹青解释说:公司财务制度规定,大额款项不能支付现金,双方同意,用赵国义的账户转账。
　　圳通公司认为:双方钱财两清,各不相欠。
　　而韩文德说,变卖废品所得不能抵顶劳务费,因为自己的小团队在“后勤杂工”之外,还受廖丹青指派,做了一项拆窗户工程,变卖废品所得抵顶的是拆窗户的工钱。当时之所以在那张“全额收齐”的证明上签字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对方表示“不签字就一分钱不给”。而廖丹青坚持认为,拆窗户已经包含在整个劳务项目中,不可能另计工钱。对此,韩文德和廖丹青都拿不出证据。
　　关于6万元那一笔。赵国义承认收到这笔钱,并且已经以现金的方式给了韩文德,但赵国义拿不出证据。韩文德则对记者说:“没收到”。
要想拿到钱只能闹
　　韩文德承认,自己没向任何政府部门和工会等组织举报投诉过。有十多年深圳务工经验的韩文德,不是不知道找谁投诉,而是深知告不赢:白纸黑字红手印,自己确认过工钱已经结清。要想拿到钱,只能靠闹。
　　赵国义和韩文德觉得,以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去“闹”,最容易吓住企业乖乖出钱,最容易引起政府重视、严厉查处。
　　此间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裸体讨薪”当事双方与其说是劳资欠薪纠纷,不如说是合同纠纷更确切。它反映了新形势下劳资纠纷的一种新趋势:农民工一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轻信资方的口头约定。而知书懂法的企业一方,利用农民工的无知和弱势地位,一方面与农民工作种种口头约定,一方面在关键环节通过文字凭据,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文德们遇到纠纷,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剑走偏锋”,以非常规手段,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跟工人劳动签合同要处罚,这极大地促进了劳动权益保护。但是否跟韩文德这样的“农民施工队”签订劳务合同,目前,无论是法律还是实际监管,都处于真空状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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