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到宋朝,潍坊籍的画家相当给后人长脸,奇迹般地出现了“潍坊九大家”:李成、燕肃、张择端、翟院深、郭乾晖、郭乾祐、李雄、李远、李永。其中的李成、燕肃、翟院深、郭乾晖、郭乾祐5人,被收录进带有官方正史性质的《宣和画谱》。
　　这“潍坊九大家”都是成就显著、声名卓著的大画家,有几位在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影响了中国画的方向和发展。

郭乾晖郭乾祐兄弟　可称为“花鸟二妙”
　　花鸟画家郭氏兄弟,是“青州人”,大约在唐末战乱时期南下,生活于五代十国的南唐,就是灭亡在后主李煜手里的南唐。在这个小朝廷里,不乏潍坊人,比如为南唐英勇捐躯的宰相孙晟,还有被顾闳中偷窥了隐私,画进《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韩熙载。
　　大概是因为担任过军职,郭乾晖在画史上被称为“郭将军”。《宣和画谱》评价他“善画草木鸟兽、田野荒寒之景”,收录了他的104幅作品。
　　郭乾晖是一个忠于生活、勤奋认真的艺术家,他经常“郊居,畜其禽鸟”,在城外养些禽鸟。别看是个行伍出身,却能动若脱兔、静若处子,常常“沉思寂虑,玩心其间”,专心体味、悉心观察。他从不随意作画,“偶得意即命笔,故能曲尽物性之妙”。
　　宋朝《五代名画补遗》评价他的画作“精妙入神”。《图画见闻志》说他画的鸷鸟杂禽、疏篁槁木,“格律老劲,巧变锋出,旷古未见其比”,有史以来找不出第二个,评价相当高。
　　即使延伸到近代吴昌硕,历代花鸟画家中的杰出者,也不过二十余人,最早知名的有,唐代画鹤的薛稷、画孔雀的边鸾、画花竹的刁光胤。而发展到五代时期,首数第一的就是画鹰的郭乾晖,其次才是画花鸟的黄荃、徐熙。然后才有北宋以后的花鸟诸家。但论画鹰,郭乾晖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历代无出其右者。
　　郭乾晖的鹰确实画得好,在他被北宋宫廷收藏并收录进《宣和画谱》的104幅作品中,以鹰为主要题材的就有至少64幅。
　　郭乾祐的名声成就,虽然比他哥哥稍逊一筹,但也不相上下。《宣和画谱》记载,“[郭]乾祐善工花鸟”,其中画鹰的水平也很高,“如画鹰隼,使人见之,则有击搏之意”,相当生动传神。
　　郭乾祐是个花鸟画的多面手,还擅长画猫。他有4幅作品被北宋宫廷收藏,并收录进《宣和画谱》:《秋棘俊禽图》2幅,《野鹘图》1幅,《顾蜂猫图》1幅。
潍坊籍画家有两人　被尊称为“李营丘”
　　据宋朝邓椿《画继》记载,李远是青州人,“学营丘(李成),气象深远,崇、观间驰名”。在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名气很大。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很少。
　　“营丘”在历史上,既指西周姜太公建立齐国时的“营丘”(今潍坊市昌乐县营丘),也指地名随人走、齐国搬迁后的“营丘”(今临淄),文人骚客还习惯用“营丘”代指青州。
　　古代潍坊籍的画家,有两人被尊称为“李营丘”,一个是世人皆知的北宋李成；另一个是被誉为南宋“画院第一”的李永。史料记载,李永“善画,有《桃花三兔图》”。清朝孙承泽《研山斋杂记》记载:宋朝的画家有两个“李营丘”,一是人皆知之的北宋李成；二是南宋“知之者殊少”的李永。孙承泽认为,史上所说的“李营丘以山水擅名,为宋画院第一”,不是李成,而是李永。这一判断言之有理,因为在皇家翰林图画院的人事档案上,查不到李成的名字。

翟院深因画得赏识　摹效李成作品可乱真
　　翟院深是宋代“北海人”。当时的北海县,是潍州管辖的3个县(北海县、昌邑县、昌乐县)之一,潍州、北海县这两级政府的驻地都在今潍城区。
　　翟院深“年少时为本郡伶人”,是潍州政府乐团里打鼓的乐工,“善击鼓”。宋代的重要画史《宣和画谱》、《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都记载说:有一天,“郡守宴会”,潍州知州在招待所大院里宴请领导,通知乐团前来演奏助兴。众人正听得入迷之时,忽然鼓点大乱,台下一片喝倒彩声。知州丢了面子,怒冲冲地让团长把鼓师提溜了过来。
　　翟院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赶紧解释说,小人业余喜欢作画,刚才“忽见浮云在空,宛若奇峰绝壁”,被天上的画面吸引住,忘了节奏。
　　潍州知州也是个有学问的人,说既然你喜欢画画,散会后就把今日的天空画出来。次日,知州一看画作,“甚异之”,就说,小翟别打鼓了,专心作画吧,我潍州政府还养得起你。
　　翟院深有艺术细胞,本来就“工画山水,而学李成”,而且“喜为峰峦之景”,有了充裕的时间之后,更加专心钻研画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最终成为大家,“摹效李成画,则可以乱真”。
　　遗憾的是,翟院深尽管摹写李成的作品“往往乱真”,但模仿有余,创新不足。宋代《圣朝名画评》记载:“时人议(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得李成之画者三人:许道宁得(李)成之气,李宗成得(李)成之形,翟院深得(李)成之风。”
李雄画鬼神堪称“神品”　得罪宋太宗差点丢命
　　北宋初年的画家李雄,也是“北海人”,当时北海县政府驻地今潍城区。宋朝的《图画见闻志》记载:李雄“工画佛道,偏长鬼神,罕有伦比。”擅长佛、道人物画像,最拿手的是“钟馗打鬼”之类的鬼神画像,极少有人能跟他相比。
　　但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却在《宣和画谱》中找不见他的踪影,令人匪夷所思。细细翻检史料方才知道,原来其中大有原因。其实,早在成书于1059年的《圣朝名画评》中,作者刘道醇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有一天,宋太宗驾临皇家图画院视察工作,叫工作人员拿出一大堆纨扇(团扇),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在扇子上作画。李雄面目表情地说:“我擅长的是画鬼神,三五十平尺那么大的鬼神也能画,但这些女人玩的东西我不会。”
　　宋太宗大怒,“索剑欲诛(李)雄”,但李雄“亦无屈意”,打死也不承认错误。随行大臣赶紧苦劝说,皇上您老人家跟个画画的计较啥啊!最终,李雄虽然没有被杀,却被“双开”赶了出去。所以,虽然宋真宗已经于1022年去世,100年后的宋徽宗,审阅钦定《宣和画谱》时,自然是断不会把李雄收录进来的。
　　李雄回到家乡后,带着满腹愤懑,为青州的龙兴寺画了3幅鬼神壁画,其中一幅手执巨蟒,忿怒呼喊,“观者往往惊畏”。他还为一个姓高的富商,画了幅打鬼的《钟馗图》,“尤为精粹”。再以后的事,史料再无记载,一代画坛圣手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