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歌剧《白毛女》。在该剧的创作和导演过程中,王大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例如,杨白劳给喜儿买红头绳一节,原剧本为杨白劳买回红头绳,让喜儿自己扎。排练时,王大化让杨白劳给喜儿扎,唱词改成“扯回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这一改,更突出了父女的喜悦、亲情。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指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以后的演出,黄世仁就被当场枪毙了。

白毛女的遭遇　引来一片哭声
　　1944年冬,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鲁艺决定创作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王大化接受了创作和导演的任务。
　　歌剧《白毛女》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污辱他的女儿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变成了白发披肩的“白毛女”。八路军来到该地区,喜儿重见天日。
　　为确保此剧成功,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组织了强大的编、导、演阵容。剧本由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谱曲；导演班子由王滨、王大化、舒强组成,王大化担任执行导演；演员有王昆、林白、张守维、吴坚、邸力、赵起扬、陈强、王家乙、李波、寒冰等。
　　参加《白毛女》创作和演出的,大多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顶尖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为共和国文艺界的高层领导,有的成为闪耀半个多世纪的璀璨明星。
　　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场演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出席七大的全体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纷纷赶去观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陆续进场,毛泽东到的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进入自己的座位。整个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只好挤在门口站着看。
　　据当事者记载,当演到黄世仁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一些女同志失声痛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啊!”可没等说完,他的声音中已经充满了悲怆。
　　那时延安还没有演完戏首长上台接见演职员的习惯,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到后台向剧组表示祝贺,他握着王大化的手说:“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很感人,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了。”
刘少奇指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在《白毛女》的创作和导演过程中,王大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才智。
　　王大化妻子任颖回忆,“在写作剧本的阶段,贺敬之、丁毅、大化等许多同志是那样地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琢磨和推敲；在《白毛女》的音乐创作上,马可、瞿维和大化等同志又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后在排练阶段,大化和舒强同志,又和演员王昆、陈强、王家乙、李波等同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反复进行排演。”
　　饰演地主黄世仁的著名演员陈强评价王大化,“是位全才艺术家”,“文学、音乐、美术的功底都很深”。参加演出的,大部分是话剧演员出身,音乐感差,歌唱和动作往往协调不起来。歌剧要求演员不仅歌唱动听,动作也要优美,节奏须准确。王大化在排戏时,耐心地帮助演员选择恰当表达歌唱的动作或舞姿,不时为他们做示范。陈强认为,“如果说歌剧《白毛女》有我们民族传统特点的话,王大化在拍戏的追求上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新歌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有数,大化同志怎么排就怎么排。而大化每每想出来个新点子,大家都很赞赏。”编剧贺敬之对王大化的创作和导演才能极为佩服。其中杨白劳给喜儿买红头绳一节,原剧本为杨白劳买回红头绳,让喜儿自己扎。排练时,王大化让杨白劳给喜儿扎,唱词改成“扯回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一个小小的改动,使此段成为经典。贺敬之称,“《白毛女》的主要构思者是我们的王大化同志。”
　　《白毛女》首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的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后来得知,这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的观点。
　　压迫穷人的地主黄世仁在剧中只活了一场,以后的演出,黄世仁就被当场枪毙了。《兄妹开荒》之后,延安又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从此,《白毛女》演遍陕北,演遍解放区,一直演进新中国,演入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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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歌词改编　王大化倾注心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哟,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这首传唱半个多世纪、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红色经典歌曲,浸透着咱潍坊人王大化的心血。1998年,著名诗人、教育家公木去世前的两个月,在国家文化部主办的杂志《文化月刊》上刊文披露了这一内情。
　　1942年冬,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根据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了一首新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便是《东方红》的雏形。第二年冬天,葭县移民队赶赴延安途中,李有源(也有史料说是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在原来的一段歌词后面,又加了8段:“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成为共有9段的《移民歌》,又叫《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又一年的冬季,公木与孟波、于蓝、刘炽等下乡采风,从民间采录了这首歌,后来收入公木、何其芳编注的《陕北民歌选》。
　　1945年10月24日,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准备演出时,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公木、王大化、李江、谢廷宇、刘炽、雷加等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对《移民歌》原歌词进行了改编,最后由公木执笔,编成了4段歌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达儿哪达儿就亮。哪达儿有了共产党,哪达儿人民得解放。
　　“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太平。”
　　刘炽在原曲调民歌“骑白马”调的基础上,谱成新曲。11月初演出时,报幕词为:“东方红——陕北民歌”。《东方红》的歌名由此产生。以后歌词经过多次修改,成为广为传唱的红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