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挥舞沾满鲜血的屠刀,一手捧出浸透毒药的蜜饯,是日寇侵略中国、奴役人民的惯用伎俩。日寇侵占潍县后,摆出一副“亲民、安民、抚民”的伪善姿态,组织各学校迅速复课,向各校安插日语教师,使用亲日教材,千方百计向学生灌输所谓“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兄弟之邦”、“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思想。

拳打脚踢罚跪　教鞭板子抽打
　　“那个渡边,30岁左右,小矮个子,特别蛮横。我们每周一次军训课,穿着日本军装绿的校服。因为学校没有操场,就在苇湾那边的一块空地上训练。看着谁不顺眼,日本军事教官就用拳头揍。挨一下打,还得点头说‘哈依’……”当时在省立潍县简易农村师范上学的李苏老人回忆道。
　　这个学校,是潍县惟一培训师资的学校,也就成为日军重点控制的学校。他们先后向学校派出4名日本教官:江间义颜、村上义雄、渡边、岗村次郎；强制开设日语课,每周4节,还要唱日语歌曲,背诵日语。在李苏的记忆中,日本教官根本不讲中文,纯粹是粗暴的填鸭式讲授,课文也不给解释。谁背不过课文,就打手板子,甚至罚跪。在军训课上,学生稍有精神不振或姿势不好,就遭拳打脚踢,甚至罚跪。
　　日本教官是学校的真正主管者,一切事情必须教官同意,校长谭少园只能依从,不能主事。他们插手学校各个角落,对教师、学生的活动也进行监视。当时在县教育科任职的陈麦农,对该校首任日本教官江间义颜的作为留下这样的记载:除了简易师范的事务,江间义颜还兼负监督县立中学的任务,全县的教育他也插手。在江间义颜把持下的简易师范,俨然成为日伪控制潍县教育的中心。
　　陈麦农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加藤,就是那个在潍组织东亚佛教会的加藤丰正。他自称是日本东本愿寺的僧人,“腿有点瘸,走起路来一歪一扭”。加藤在石佛寺办了一所维新小学,虽然是中国人任教员,由中国人管理,实际上是加藤主持一切,连县教育科都不能过问。加藤强制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学日语,学不会的,不是罚跪就是用教鞭抽打。
　　在张冠群记忆中,加藤除了主持维新小学外,还兼任不少学校的日语教师。加藤面恶心狠,虐待中国人已经习惯成性。他鞭打学生的藤条教鞭,打坏过很多根,学生都害怕上日语课。
　　当时掌管全县教育的是县公署教育科,教育科的上级是县公署,就是县公署知事也要听命于日本顾问。除了远在乡村、处在游击区的学校,日寇将城内、郊外所有学校,变成了他们荼毒青少年、奴役人民、强化统治的阵地。

搬出孔子招牌　读经拜圣祀孔
　　1941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初六。清晨6时,在文庙大成殿前,潍县祀孔大典正在举行。参加典礼的人群中,有莱潍道尹常之英、潍县知事邱少尹等一干人马,也夹杂着日本人招摇的身影。
　　日寇为麻痹人民思想,消沉抗日斗志,又将孔子的金字招牌抬了出来,配合进行奴化教育。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发布命令:仍以夏历8月27日为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恢复春秋两祭,各地长官各就所在地致祭,以期阐扬圣教。1939年,伪华北临时政府颁令:祀孔典礼如有失仪迟误者,应交付惩戒。伪山东省公署不敢怠慢,遂通令各县,恢复每年二、八月上丁日祀孔大典。伪潍县县公署组织的这次祀孔大典,是恢复祀孔活动的其中一次,潍县各校的师生,也接到通知参加了祀孔仪式。参加祀孔典礼的主要人员名单,至今保存在潍城区档案馆里。
　　除了恢复祀孔大典,伪山东省政府决定,自1941年秋起,在国文、修身科目内,开授经学教材,规定小学五六年级读《论语》,初中读《孟子》、《大学》、《中庸》,高中(包括师范、职业学校)读《诗经》、《书经》、《左传》。从此时起,潍县中小学课堂上,又响起了一片读经声。
　　一个时期,日寇与傀儡政府操纵,出现了一股畸形的“孔子热”。青州道尹方永昌安排在潍县和记印刷局印了一部分孔子像,莱潍道尹常之英马上效仿,也照样印制了大批孔子像,分发给各学校,悬挂在教室内。县知事邱少尹也不定期组织举办讲经会,聘请省内“名流”主讲。
　　为了笼络人心,日伪政府还于清明节在县城南沙滩举办风筝比赛会,每年在南关操场举办田径运动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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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酷刑逼供　教员无辜遭捕
　　1941年,还没迈出正月门,住在学校宿舍的潍县县立中学校长徐培基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因为有人供出,徐培基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有联系。
　　徐培基就被带到宪兵队,后送伪警察所,羁押在一间阴冷的小屋里。每次提审,宪兵队长藏本都到场。藏本通过翻译对徐培基进行威逼恐吓:“你背叛皇军的事实,我们已经有了材料,赶快说吧,再不说就动大刑了。”提审了3次,日寇没有得到任何结果,20多天后将他释放。
　　因为徐培基是他们“认可”的县立中学校长,宪兵队对他还算“客气”,并没有动用大刑。同时被捕的谭希堂却没那么幸运了。每次提审谭希堂时,必经徐培基羁押室窗下,后来徐培基对人说,看见谭希堂去时行动正常,回来时全身血迹斑斑,面无人色,惨不忍睹。
　　1941年4月,潍县东关油坊街小学教员牟英甫被人诬告,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牟受刑不过,承认自己参加了八路军组织的抗日救国团,日寇又问谁介绍的,牟英甫顺口说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明五。于明五是县立东关小学教员,日本宪兵队于4月20日将他逮捕。
　　日寇逮捕于明五时,他正在给学生上自然课,学生有的被吓得缩成一团,浑身发抖。于明五被带到宪兵队,眼镜、帽子、腰带等统统收去。提审时,于明五矢口否认。日寇遂将他关进监狱。
　　此后接连三天提审,他都坚决不承认与抗日组织有关。负责审讯的宫奇称,被关押的牟英甫“已招供”,想以此诱供于明五。于明五要求与牟英甫见面对质,宫奇命人将牟英甫押来。在于明五一再反问下,牟英甫痛哭失声,说自己受刑不过说了假话,当场被毒打一顿。后又几次提审,根本无此事,只好将于明五释放。一个月后,牟英甫也获释。两人出狱后,都大病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