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莫言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孙家口伏击战对莫言来说只是一个传说,但他却用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红高粱》,《红高粱》成就了莫言也成就了张艺谋。
东北乡地广人稀　村名地名都带“荒”
　　莫言文学馆创建时,我曾经为其撰写了这样一副楹联:“大栏河崖东北乡,莫言之文学王国；萝卜棉花红高粱,须知非种树之书。”上联说的大栏河崖,都是所谓的高密东北乡一代地方。其中大栏就是我们的邻村,两村相连,难以分开,但大栏村比我们大,知名度高,而且当年不管是设乡还是设公社,都以“大栏”为名,所以我们村的人在外边都是说自己是大栏人。而河崖原来是区,后来改公社,改镇,我们村长期隶属其下,因之我们村的人,更多地是称自己为河崖人。楹联的下联里,“萝卜”指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棉花”指莫言的小说《白棉花》,“红高粱”自然是指莫言的小说,后来被张艺谋搬上银幕,荣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了。表面上看,这三本书都以农作物命名,但却不是农业方面的书,而是小说。
　　高密东北乡不像县城周围那样村镇相连,土地虽少,但都是负郭之田,肥沃贵重。这里地广人稀,站在我们村东的胶河岸上,向南、东、北三个方向望去,几十里之内没有人烟,只看见远山近水,一片茫茫的平原。你听这里的村名和地名吧,我们村子原来叫“三份子荒”,村西南方有一个小村叫“谭家荒”,外号“黑天愁”,村东的地有“东荒”、“南荒”、“万家荒”,可见此处原来是一片荒原。听爷爷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家,只是到了清初,达官贵人们来跑马圈地,才被分割占有。我们家于民国元年从县城以东的管家苓芝迁居来此。原因是急公好义率性桀骜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败诉,一气之下,带领全家来到这胶河环绕的地方。胶河在村西略折向东北从村后绕过,在村东向东南一拐,然后向东流入胶莱河再入海。河道在我们村后恰好形成了一个元宝底。这里地势低洼,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雨水又多,所以到了夏天总是汪洋一片,蛙声齐鸣。人们因地制宜,大量种植高粱。到了秋天,青纱帐长起来,那真是“高密辉煌”,激情荡漾。民国年间,这里经常闹土匪,他们杀人越货,拉驴绑票,无恶不作；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抗日游击队也十分活跃,他们打日本,搞伏击,神出鬼没,青纱帐成了他们藏身的好地方。高粱地里自然上演了无数惊险诡奇,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听孙家口伏击战故事,创作《红高粱》
　　《红高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孙家口是我们村东北15里的一个村子,胶莱河就在这村子后面。当时,驻胶县的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穿过村庄,到平度城去。乱世英雄起四方,当时高密东北乡有好几支国民党的游击队,高云生、冷关荣、姜黎川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里伏击日本鬼子的则是曹克明部,也得到了冷部、姜部的协助。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30多人,据说还打死了一个叫中岗弥高的鬼子中将,缴获了一部汽车和大量枪械。后来驻胶县的日本鬼子来报复,把公婆庙村(今东风村)当成了孙家口,一阵烧杀抢掠,公婆庙死了一百多人,房屋基本烧光,造成了著名的“公婆庙惨案”。
　　莫言其生也晚,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孙家口伏击战的故事,还是他长大以后从长辈和朋友那里听来的。也就是说,孙家口伏击战对莫言来说只是一个传说。但莫言却用丰富的想象力,以他那既粗犷又细腻,既豪情奔放又柔情似水的笔,描绘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英勇壮烈活灵活现的战斗,刻画了“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万丈豪气的抗争和酣畅淋漓的爱情,他们敢作敢当,敢爱敢恨,个性张扬,不屈不挠,活着是英雄,死了是好汉。高粱地里鲜血殷红,酒气冲天；高粱地里英灵游荡,豪情万丈。《红高粱》充满了梦幻色彩,开创了战争题材的新纪元,奠定了莫言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当了十年农民,满脑袋的高粱花子
　　说到高粱,现在种植不多,很多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可能还没见过。高粱又名蜀黍,秫秫,芦粟,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杆直立,高大,可达2—3米,中心有髓,叶片似玉米,厚而较窄,被蜡粉,平滑,中肋呈白色。高粱其实有多种,从用途上分有食用和帚用两种。食用(包括酿酒和做饴糖)的穗子呈纺锤状,红色,成熟后米粒半露,发白(俗称“晒米”)。帚用的穗子呈伞状,有“红罗伞”,“黄罗伞”等品种,高密东北乡人称之为“瞎秫秫”,其籽粒被包在硬壳里,不作食用,只能当茶叶烧水喝或喂牲口。主要用其绑扫帚或用其秸秆上部扎“盖垫”一类生活用具。高粱米有粘的,有不粘的,还有糖用的,可制高粱饴糖,高粱面做成窝窝头,硬得像石头,很难吃。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人民公社从海南岛引进了多穗高粱,能分蘖(niè),产量是高了,但更难吃。高粱植株高大,耐涝抗旱,所以高密东北乡种植甚多。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在家当了十年农民,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作青贮饲料)、砍高粱、卡高粱穗。吃高粱饼子,拉高粱屎,满脑袋高粱花子,做了十年高粱梦,终于成了大器。
　　当年,张艺谋为了拍电影,专门到高密来请农民种高粱,那年(1987年)天旱,春天种下去,出了苗,不下雨,就是长不起来。张艺谋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好在终于盼来了雨,县里有关领导又批给了一些化肥,高粱才蹭蹭地长起来,才没有误了拍电影。拍电影时,人们像过节一样,跟着跑,跟着看,当看到巩俐骑着毛驴在高粱地里钻进钻出,累得昏过去时,人们感叹:“原来拍部电影真不容易啊!”
小说《白棉花》　被台湾导演看中
　　张艺谋和莫言是很好的合作伙伴,《红高粱》成就了莫言也成就了张艺谋,张艺谋后来还把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成了电影《幸福时光》。这之前,张艺谋还让莫言写一个大场面的故事脚本,由他来拍电影。莫言应约写了中篇小说《白棉花》。莫言觉得,成百上千亩的棉花开了,像天上的白云,一望无际；成队的拖拉机,板车拉着棉花来卖,收购站的棉花堆成了山,这就是大场面。写好后,张艺谋认为牵扯到“文革”不好拍而作罢。后来,台湾的一个导演看好了这个戏,要拍电影。那个导演还专门派制片人找过我,连部分外景都选好了,就是找不到大片的棉花地。我告诉他,现在农民承包了土地,政府不再强制农民大种棉花了,要拍大片棉花恐怕只有到新疆去了。后来,台湾的导演还真把电影拍成了,可惜我没有看到。
　　小说《白棉花》和《红高粱》不一样,是很写实的,高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大力推广种“爱国棉”,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用新品种“斯字棉’代替了本地棉花(就是铁凝在其长篇小说《笨花》里写的那种笨花),产量高,品质又好。农民们响应政府号召,大种其棉。高密县成了全国重点产棉县,还得过国务院的奖状,莫言在家当农民时,选棉种、育棉苗、种棉花、锄棉花、脱裤子(摘掉下部老叶)、打杈子、打农药、拾棉花、拔棉柴,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棉田里转。尤其是打农药,那时用的全是“1059”、“1605”一类的剧毒农药。开始,人们还戴口罩,戴手套,后来口罩手套都不戴了,人也没中毒,似乎人也有了抗药性,背着喷雾器,一连几天钻进棉田里,又累又有毒,莫言是深有体会的。到了1973年,莫言由于叔叔在县第五棉油厂(位于河崖公社驻地)当主管会计,所以有幸进了县第五棉油厂当临时工。开始是在车间里抬大包,后来又学了检验级别,过磅,还参加大批判,出黑板报,深得领导好评,直至1976年1月参军才离开。《白棉花》以及另一篇小说《售棉大道》就是这一段生活的写照。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有其原型,有的还是莫言的好朋友呢。
　　　　　　　　　　　　　　管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