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姑姑这个人物一生的所作所为来反思人的本性。姑姑这个人物非常接近生活中的原型——莫言的小姑。正因为有现实生活中的小姑,所以才使得《蛙》里的姑姑形象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人物姑姑　接近生活中的原型
　　去年秋天,正值红高粱收获的季节,莫言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应该是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莫言得此国内最高文学奖,着实令人高兴鼓舞。至此,莫言得过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法国文学骑士奖章,美国纽曼文学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重要的海内外文学大奖,就差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了。
　　《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但并不是为了彰显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甚或是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写好姑姑这个人物。通过姑姑这个人物一生的所作所为来反思人的本性,来反映人类自身的矛盾,人类自身生与死的矛盾,与环境(社会的和自然的)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性与兽性,爱和恨,文明与野蛮的矛盾,现代科技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
　　姑姑这个人物非常接近生活中的原型——我们的小姑。小姑这个人物在莫言的好几篇小说中出现过,其中20多年前的中篇小说《爆炸》里,小姑这个人物就多次出现过。
　　我们的这个小姑现在也不小了,她只比我大5岁,今年已经75岁。从小我们都叫她小姑,至今还叫她小姑。这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曾开玩笑说:“我这个小姑都这把年纪了,这辈子也成不了大姑了!”
　　小姑是大爷爷的小女儿。因为在我父亲一辈兄弟姊妹是大排行的。兄弟之间,我父亲是老大,我叔叔是老五,大爷爷的儿子是老二,三爷爷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三、老四和老六。姊妹们之间,我姑母是老大,三爷爷的女儿是老二,大爷爷的两个女儿是老三、老四。这老四就是我们的小姑。
　　小姑的名字叫管贻兰,退休前是大栏乡卫生院副院长,中共党员,还干过一届县政协委员。因为大爷爷唯一的儿子青岛解放时去了台湾,长期生死未卜,所以大爷爷一直把她当儿子养着,不但把自己的医术和一生的行医经验传授给她,而且小姑结婚后一直没离开过家,直到我大爷爷大奶奶去世。
小姑医术高超,开朗豁达有男子之风
　　小姑是得了大爷爷的真传的,在妇产科和儿科方面尤其擅长。解放后,开始一个阶段,她和大爷爷在家开药铺(诊所),后来公私合营,两人一起进了联合诊所,拿工资吃饭,成了吃国家粮的正式医生。工作中,多次被送到卫生学校和上级医院培训实习,所以在妇产科手术方面也掌握了现代新方法。因此,方圆十几里的妇女生孩子都来找她,她服务周到,随叫随到,经她手接生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那真是有成千上万!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农村开始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搞一胎化,于是经小姑的手流掉的孩子也不计其数。正像《爆炸》里的姑姑所说,接生时,她是“送子观音”,做人流时,她成了“催命判官”。但据我所知,小姑在搞计划生育时,有时候还是手下留情的,对那些十世单传,缺人少丁的家庭,曾尽量帮他们找个理由再生一胎。
　　小姑现在已经退休多年了,退休后,方圆几十里的病人,包括周围县市的都来找她看病。弄得大栏卫生院没了生意。我见过她给婴幼儿看病的情况:因为婴幼儿不能说明自己病情,大人只能看到病儿的表情,所以诊断有难度。小姑给婴幼儿看病和大爷爷一样,是看小孩的指纹(有时也摸一下脉,或用听诊器听一下)来判断病情的。她反对动不动给孩子打针,更反对动不动就打吊瓶。她是给小孩吃药,一小包药粉,一般3包就能治好,很神!有的妇女结婚多年不生孩子来找她,经她医治,竟然当了妈妈,所以小姑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
　　小姑性格开朗豁达,说话高声大嗓,有男子之风,至今仍以老管家的人自居,把老管家的事当做她自己的事办,大家都很尊重她。
　　正因为有现实生活中的小姑,所以才使得《蛙》里的姑姑这个形象栩栩如生。《蛙》是写人的,主要人物就是姑姑,主要人物写好了,小说也就成功了。

30年反思反省　在小说中宣泄
　　不容忽视的是,小说中的“我”这个人物即蝌蚪。小说通过蝌蚪和日本作家山谷义人之间的通信展开,最后用一个小话剧结束全篇。“我”这个人物也是贯穿始终,我可以说,“我”中有莫言的影子。小说(包括20年前的中篇小说《爆炸》)写的“我”所经历的事,是莫言亲身经历过的,莫言就是在写他自己。
　　早在20多年前,莫言曾经这样说过:“其实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拯救万民的灵魂,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我非常希望非常渴望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矛盾产生一种合拍。如果我的痛苦与民族的痛苦是一致的,那么无论怎样强化我的个人意识,无论怎样发泄我个人的痛苦,无论怎样把我的一切喷吐出来,我的个性就能得到一种更大的共性,发泄得越厉害,爆发得越厉害,我就越了不起,只怕我做不到这一点”。多年来,莫言一直在遵循着这一创作理念,自由地、汪洋恣肆地宣泄着自己。直到近年来公开亮出“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大旗,公然倡导“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种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在《蛙》里,“我”给日本作家山谷义人的信中公开说:“我是为自己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所以“在写作的时候,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最尴尬的事,写人生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如果说,《爆炸》里的“我”仅仅是迫于形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逼迫妻子流产,揭示的只是世俗力量的反抗,只是“我”如同那只被追赶的狐狸一样的处境,“我”本身并没有多少反思的意味,更没有多少赎罪的意识。到了《蛙》里,“我”则在逼迫自己的妻子流产前后,特别是妻子王仁美因流产致死之后,经过多年的反思,开始进行忏悔,认为此事“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腮,甚至推给王仁美——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所以在整部小说中,“我”都在进行忏悔,姑姑也在进行忏悔。姑姑到了晚年,回想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沉重的负罪感说,要像煎鱼熬药那样翻来覆去地煎,咕嘟咕嘟地熬,来赎自己的罪。不但如此,小说中的人物还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对自己的“罪过”进行救赎。虽然这种忏悔和救赎会使小说中的人物陷入矛盾之中而无法彻底,甚至产生新的罪愆,但我们可以看到,《蛙》这本书,是莫言自己经历了近30年的理性思考,痛苦地反思反省,经过了岁月和情感的煎熬之后的结果——一个始终不能摆脱,现在终于可以宣泄一下的情结。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的规定,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为此,很多中国人做出了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受到了伤害,尤其是广大农村广大农民。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封闭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遗毒至今未能清除。在生育方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农村生活的客观需要,以及落后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男孩是不行的,所以男孩情结人人皆有,挥之不去。因此计划生育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和农民。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高密东北乡”,人是“高密东北乡”人,都是农民,姑姑和“我”本质上也都是农民。这是他们产生负罪感,从而要忏悔要赎罪的根源。所以《蛙》这本小说,除了结尾部分的话剧有些魔幻之外,实在是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是一部自我忏悔自我救赎的书。
　　　　　　　　　　　　　管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