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版:说不尽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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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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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上世纪90年代初,莫言(左)在自家小院里与韩钟亮合影。 韩钟亮 供图 本报记者 董晓源 翻拍
  1993年,莫言作为顾问出席《风筝都》杂志征文比赛颁奖活动。            韩钟亮 供图 本报记者 董晓源 翻拍



  的真

  莫言是从潍坊大地上走出去的作家,归根结底他是“潍坊人”。他是潍坊文学当之无愧的骄傲,有了它,潍坊当代文学骤然耀眼了许多,分量也厚重了许多。现在莫言已定居北京,但无论他走得多远,他把心和笔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家乡的文学界朋友面前他仍然是那个质朴的自家人。他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骗子最怕见乡亲。”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莫言”总显得如红高粱似的那样本真,那样热情,那样坦坦荡荡,爽爽朗朗。

与韩钟亮一见如故
  在潍坊作家当中,潍坊市文联原副主席、《风筝都》主编韩钟亮是与莫言交往最早的。笔者看过莫言手书的一份材料,他在材料中这样回忆与韩钟亮的交往:“与韩钟亮的相识,是在1986年的夏天,十年的时间里交往很多。他是个对文学很执着的人……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余,一直笔耕不辍,精神可嘉。”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对文学共同的痴迷,让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那时莫言已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红高粱》,一鸣惊人成了著名作家。那一回他回高密老家探亲,县里借机搞了一个文学座谈会,韩钟亮闻讯赶来,与莫言一起住到供销社旅馆里,两个人谈文学,谈人生,谈家乡的风土人情,一肚子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已至东方之既白。从此,两人交往日益频繁。1990年春天,韩钟亮到高密城关驻村“扶贫”,恰好莫言在南关村买了房子,韩钟亮就隔三差五到他的新居拜访,还陪他到诸城购置了席梦思床垫。韩钟亮告诉笔者:别看莫言是国际驰名的文学大家,但搞家装却满不是那么回事。譬如说,当时墙壁的涂料尚未干透,他就急火火地围上了木质的墙裙,结果墙裙受了潮气,很快就鼓得一塌糊涂。
  据说莫言有时也会给韩钟亮出上一半个小“难题”。那是1993年7月,一位名叫拉兰的意大利研究生随同莫言到高密访问,碰巧莫言有急事要赶回北京,就把拉兰托付给了老韩。当天老韩陪着拉兰参观了得利斯公司和景芝酒厂。不知什么原因,拉兰不吃荤,让好客的接待方一时间“乱了阵脚”。翌日赶到潍坊,没成想晚上安排客人住宿时又遇到了麻烦。原来拉兰是外国人,按当时外事部门的规定不能随便居住,而且还要向公安部门打招呼。眼看夜幕已降,可韩钟亮跑了市里几个宾馆人家都不肯接待,万般无奈他只好找老同学帮忙,让拉兰“偷偷”住进了华丰机器厂的招待所……不管怎样,也算是对老朋友莫言有了一个马马虎虎的交代。

《风筝都》创刊,重头稿件是《白棉花》
  因为莫言声名在外,家乡人要干个什么文化项目,首先就会想到拉上莫言,借以壮大声势。而莫言也几乎都是有求必应,乐意为家乡出力,显出一副“责无旁贷”的模样。像潍坊市文联的文学刊物《风筝都》,像潍坊市文化局组织创作的电视剧《娘要嫁人》,如此等等,莫言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顾问”头衔。然而他这个顾问可并不像别人那样“顾而不问”,而真正是尽心尽力。譬如潍坊文联暨《风筝都》杂志举办的几次文学讲座和颁奖活动,莫言都曾应邀出席,给予大力支持。
  最使韩钟亮感到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他能把莫言的中篇力作《白棉花》首先发表在自己主编的《风筝都》杂志上。那是1991年的初春,由潍坊市文联主办的《风筝都》创刊,韩钟亮憋着劲要来个“开门红”,这就牵扯到一个“重头稿件”问题。他考虑到这个稿子最好出自潍坊籍作家的手笔,于是马上就想到了老友莫言。他记起春节期间曾去莫言的高密新居小坐,看到莫言正借用春节回家探亲期间,在四面爆竹的包围声中奋力创作一部题为《白棉花》的中篇小说。这是莫言从高密棉油厂的一段亲身经历中衍生出来的故事,作者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老韩也觉得这应该是莫言的一部代表性力作。老韩记得,3月16日他去拜访莫言时,莫言显然刚刚结束了创作上的一番“冲刺”,面容显得兴奋而又疲惫。当他把《白棉花》手稿的复印件交给老韩时,其神态就像是交出了一个肉体通红的婴儿……后来,莫言的散文《狗的冤枉》、《狗的悼文》等,又陆续发表在《风筝都》上。2009年,《风筝都》在停刊多年后复刊,莫言又应邀欣然题写了刊名,以此寄托自己对潍坊文学的期望与关怀。
剧本《娘要嫁人》 请莫言当文学顾问
  1994年春天,潍坊市委宣传部领导考虑到市里虽然已经拍出了电视剧《郑板桥》,但还没有拍过反映当代生活的片子,因此安排文化局的三位作者联合创作了《山里人》。剧本完成后,大家一致的想法是最好能请莫言给把把关。于是麦收刚过,导演赵勇就约上编剧之一王汝凯,两人带着刚写好的本子前往北京。莫言对本子的艺术性首先给予肯定,然后在关键环节上,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中肯意见。至于怎么修改,莫言却不是“居高临下”式的指导,而是在充分明了作者的意图后,再用商量口吻提出探讨性的看法,而且谈得相当具体。待回到潍坊后,作者们根据莫言的意见对剧本作了较大修改,改毕他们又一起去高密南关请莫言“过目”。那一天,莫言在众多朋友的环绕下,显得兴致很高,当商议确定剧名时,他略作沉思后说:“我看别叫《山里人》了。就叫《娘要嫁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娘要嫁人》与《山里人》相比,通俗而雅致,含有一种难言的悲哀,和一种豁出去的勇气。当时编剧之一王汝凯就对魏金永说:“这个名字,我看是历史性的改动!”接着,大伙儿又诚恳地提议让莫言也参与编剧,但莫言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自己只是给家乡的文友们提了点意见,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占位”充当编剧。最后经过认真商量,莫言还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部剧本的文学顾问。
老乡扛大米求序 其直爽打动莫言
  说到莫言与潍坊文学界的关系,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曾为潍坊市许多作者的文学新作撰写过序言或者评论。
  在这里,无论熟识与不熟识,只要你登门诚恳相求,他即便很忙,也一般不会拒绝。当然了,这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真诚”。
  据笔者了解,诸城作家胡培玉写的获得山东省第八届精品工程奖的长篇小说《乡镇干部》,就是莫言给作的序言。
  此外莫言做《序》的,还有潍坊作家联手创作的“皇帝系列”长篇小说,如《永乐皇帝》、《万历皇帝》、《武则天》、《隋炀帝》、《宋徽宗》等。而高密作者陈雪梅、牧文等人,毕竟多了一些接触莫言的机会,因此每有新著出手,必能获得大作家的当面点拨,这对他们的提高和发展显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据说,还有一位业余作者,曾经夹着一本小说扛着一袋大米,径自来到莫言的北京寓所,一见面张口就请他作序。这似乎有点“唐突”,但莫言却被家乡人的直爽所打动,竟然答应下来。过了一段时间,莫言看到那袋大米里爬出了虫子,只得发动全家,停止面粉,集中力量消灭大米……后来莫言终于写好了序言,其题目就叫《小说和大米》。凡读过这篇序言的人,无不忍俊不禁,叹服莫言的幽默与爽直。
  韩钟亮评价莫言,可以只用一个字——“真”。“莫言具备了作家难得的真诚。这种真诚是巴金、冰心、孙犁等大师们屡屡告诫于我们的,可惜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谈到莫言的“真”,不只在做文,还在于做人。“真”,这是他对生活的态度。莫言的“真”,具体体现在他的交友之道上。莫言声明,他喜欢那些一见面就能将自己的优缺点和盘托出的人,他从不和那些城府太深拼命掩饰自己的人交朋友。                       王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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