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元宵节后返城的滚滚人流,以生于上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
　　通过专业机构的专项调查以及记者在一线的采访,记者就当下“用工荒”得出以下结论: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虽然多种多样,解决之道则不离其宗。“工荒或不工荒”,答案在于:“转型或不转型”。
新态势　“招工难”更广,“用工荒”更长,“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打亲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当地政府部门在春节前即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的民工信息,印制成册,提供给企业,电话、甚至登门招人。尽管用心良苦,2月3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4800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地处浙江北部的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常态化。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最新的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新矛盾　企业留人“有心无力”,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记者和许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般心声,“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农民工。”进城却难以“融城”。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农村的戴斗斗今年24岁,在长三角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务工。他说,来上海打工,是因为觉得“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比较大”,去年收入增加了20%,但是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长期生活?”
　　记者采访还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新信号　当下“新工荒”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进行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其一,对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部地区不少县市的企业还不断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蔡昉认为,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二,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极作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不过,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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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短工市场
目前异常繁荣
　　一方是发生“用工荒”的企业,另一方是因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不愿委屈自己的打工者,在共有的生存压力之下,短工现象增多。
　　今年1月,新市民家园(编者注:青岛市城阳区区委、区政府扶持的一家公益性服务机构)在青岛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三成被调查者属于短工,而这一工作性质决定了这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本身流动性较大。非法黑中介应运而生。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急需人手赶制订单的企业和有意愿的打工者牵线搭桥,再从中赚取提成。目前短工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小时7元～10元不等。
　　短工市场的繁荣远非一般人能想象。据新市民家园的主任薛超了解,有的黑中介一天最多能运送两三千名短工赶往各个工厂。他曾亲眼目睹过一辆9人坐的小面包车内,居然一次性塞进18个成年打工者。
　　青岛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对短期工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青岛的短期工以男性、中年、普通工人为主,多数集中在建筑施工行业及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工作时间较长,70%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时间在56个小时以上。
　　显然,短工的大量涌入给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打工者们心理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去留。薛超曾听到在附近企业工作的工人们抱怨,这些短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赚的钱不比自己少。薛超认为,“这可能刺激更多人加入短工行列,从而加剧一些企业的"用工荒"现象”。
　　薛超担心的是,短工市场暗藏的诸多陷阱:没有劳动合同意味着短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险问题怎么办?一旦出了工伤谁来负责?对企业而言,雇佣短工同样是出于无奈。“每雇佣一次短工,就意味着需要从头开始培训,培训成本必然会有所上升,加上短工多数都是非熟练工,难以保证订单完成质量,对企业长久发展显然不利。”薛超说。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