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曾经说:“没有昌乐人用他们的爱心、聪明、正直、勤劳对我的支持、帮助和教育,我写不出《艳阳天》。没有《艳阳天》,我还是平庸的我。尽管至今我还是个普通作家,但《艳阳天》毕竟让我辉煌一时。所以,我对昌乐感恩,不忘昌乐,把昌乐当成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
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来自房东家的启发
　　浩然在东村先后有两家房东,头一家是小名叫钢蛋的田志福家。他家住在西头,比较靠近街的中心。下放干部中的三位女组员,住在东村田守业家。住了不长时间,她们以那里偏僻不安全为由,要求换个住处。实际上他们是嫌房东一家全是男人,没有女人,生活不方便。浩然主动跟她们换了房子,于是光棍汉田守业就成了浩然和另一名下放干部夏均的房东。
　　原来这家房东并非只有一个“光棍”,实际上老少大小整整四条。田守业的老爹田明金中年丧妻,打了大半辈子光棍,田守业又是中年丧妻,拉着两个孩子敬华和敬富过日子。
　　浩然看到老房东一家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十分心痛。可是同样饥肠辘辘的他们,又爱莫能助。“三秋”临近之际,在东村刮起了一股偷风。身为支书的浩然,对这股损害集体利益的偷风不能不管不问。他带领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日日夜夜地看坡护秋。但对那些因饿肚子而小偷小摸者,浩然又十分同情,尤其对那些老者、病者,不能让他们因饥饿而出问题。浩然甚至从心里希望田守业和他老爹出去偷点,用以救救他们的孩子,还故意给他们制造一些偷的机会。但是,正直善良的老房东宁可饿得浑身浮肿,也不去偷集体的一穗一粒粮食。
　　一天中午,浩然正在晒被褥,忽见田守业的爹田明金老汉,拄着一根棍子,艰难地移动着两条因浮肿而笨重的腿,手里握着几张布票,小声问他下放干部中有没有买布票的?说有个亲戚,想卖几丈布票,换几个钱花。浩然心里豁然明白:想卖布票活命的是他。浩然立即答应说有人买,有多少都拿来吧,他先把钱垫上,谁买他再卖给他们。那时下放干部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浩然把身上仅有的5元钱和积攒下的六七斤粮票,一齐交给了明金老汉。当天傍晚田守业就去买回了一袋子粮食。
　　此后,田明金不再提及卖布票的事,浩然衣兜里却装着特意借来备下的钱,但他又不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给他,他知道田明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白要的。然而浩然一直等到秋粮下来分到各家各户,也没等到老房东和他换布票,他白白地等了,老房东只乐意通过以平等合理的交换手段,求得他的子孙们免于非命。
　　那年冬季,下放干部提前回京。浩然临走前,把写好的一封信和那三丈布票,悄悄地放进了明金老汉屋里柜上的一个梳头匣子里。直到23年后,1983年浩然重返东村看望老房东时,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只见到当年他的两个孙子,现已长大成人的田敬华和田敬富。他俩见到浩然,想起往事,眼含热泪地说,他爷爷在世时,经常念叨支书老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直到他爷爷病逝后,彻底清理他居住的那间老屋,挪动那个“古老”的女人用的梳头匣子时,才发现当年浩然放上的那三丈早已过期的布票和那封发了黄的信。
　　浩然离开东村两年后(1962年),在北京西山创作首篇小说《艳阳天》时,首先想到这家光棍汉老房东,就把他们安排成萧长春的家庭成员,光棍汉田守业这个人物原型变成了萧长春父亲的角色,以及浩然发明的那句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就是从他家得到的启发。
“虎口夺粮”经历为创作《艳阳天》提供了素材
　　与浩然同时下放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中,还有翻译家兼画家高莽,他的房东是田明先老汉。浩然因经常去见高莽,对明先老汉的身世也就有所了解。原来他家解放前是东村的富户之一,种着二十大亩地,雇着觅汉,养着骡马,使着大车,过着冒油的富日子。他是独生子,14岁那年不幸遭到土匪的“绑票”。他爹娘为了保住后代根苗,忍痛卖掉了十二大亩地,把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田明先给赎了回来。这场灾祸从此使他富有的家败了,他因被土匪给装在柜子里,直不起腰,造成两条腿弯曲,变得性格阴郁、精神呆滞。但是,解放后他家也因祸得福,没被划为地主成分,而戴上了一块被团结的中农牌子。
　　田明先的家史,浩然作为认识社会的生活素材,不自觉地储存在“仓库”里。浩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二十六七年之后,在燕山下、泃河边写作以农村改革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苍生》,我却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千里外的田明先老汉,联想到他的身世,又借了他的一点光,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真正让浩然认识明先老汉的是那场麦收抢场的经历。那年麦子大丰收,当麦子一座座山峰似的运到场院后,却天不作美,下起连阴雨,一连几天不开晴。这是个烂麦子的天气,略一疏忽,到口的粮食就会烂在场院里。明先老汉凭着他家当年曾经烂过麦子的经验教训,一遍遍过去给浩然提意见。可是浩然觉得麦垛都盖得很严实,怎么会出问题?当他极不情愿地跟着明先老汉来到场院,将胳膊往麦垛深处用力插入,抓出一把瞧瞧,不仅湿漉漉的,而且改变了颜色。
　　明先老汉在浩然耳边惊呼起来:“都红了眼,你还稳稳地坐在屋子里,这都是血汗呀!”这一声,不亚于霹雳。浩然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此时此刻,蹦到我意识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身为支部书记,如果把麦子烂到场院,四百口子社员怎么活下去?这不是犯罪吗?明先老汉又冲我吼了一声:“快找人拆垛透透风,还愣着干啥?”于是我拔腿就往村子里跑,挨门呼喊干部、社员到场院集合,对所有的麦垛都进行了一次仔细、深入的检查,凡是漏了雨的,都拆了垛让其透透风；没有漏雨的,动员社员把自己家里能挡雨的东西借来重新苫盖一遍,终于避免了一场灾难。
　　浩然和东村乡亲这一场“虎口夺粮”的拼搏结果,终于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而对浩然来讲,不仅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更重要的是由于心灵受到冲击和震颤,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也为他后来创作《艳阳天》时提供了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这场他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为小说人物萧长春提供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长篇小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4年6月15日,他给昌乐作者的来信中,再次提到他对当时这场麦收的深刻感受。他说:“三十四年前在昌乐东村我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麦收‘战斗’。连阴的大雨,社员和干部与阴雨争夺粮食的那场拼搏,锻炼了年轻的我,同时也成全了艺术上不成熟的我。没有那次麦收生活的实践,就没有两年后动笔的《艳阳天》,就没有我艺术生命质的飞跃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