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除了“写农民,为农民写”,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扶植文学新人上。为此,1986年他携老伴儿到离京60公里外的三河市安家落户,实施“文艺绿化”工程。一大批文学新人由此脱颖而出。同样,昌乐的广大业余作者也借了浩然的光,受到他的培育和教诲。浩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实现了‘要有正气、有志气’的母训——实际上已成为我的信仰；我挣扎了,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忍让了,该付出的付出了,该得到的得到了……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没有白活一世。”
应邀给师生上课,一口气讲四小时
　　早在1960年下放昌乐县劳动期间,浩然就曾关心培养辅导过当时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们。孙衍德、亓长禄、赵守诚、秦贞媛、李祥才等都得到过浩然的辅导和教诲。现已退休的孙衍德说:“当年修高崖水库时,我在高崖民工团当文书。领导让我跟着浩然编写《高崖水库志》。我陪着他跑遍了汶河崖上所有村庄。他曾详细地向我讲述过当时他创作的《送菜籽》、《婆媳两代》和《冬暖》的创造过程并联系他的作品,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深入生活,如何从生活中挖掘题材,提炼主题,刻画人物……对浩然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我始终牢记心怀!”
　　1983年,浩然来昌乐时,给广大业余作者上了一天辅导课。笔者又邀请他到昌乐五中给师生们讲课。没想到,浩然竟答应了。后来,因机会难得,全县重点学校的师生全都通知去听课,并把讲课地点定在昌乐县教师进修礼堂。那天晚上,数千名师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浩然讲了整整4个小时,师生们围着他还是没听够。我送他回宾馆时,很过意不去地说:“辛苦您了,累坏了吧?”浩然说:“我愿意为第二故乡做点牺牲,让大家借我点光,多出几个文学新人。”
　　为帮扶那些该出书而出不了书的业余作者,浩然决定亲任主编,出一套《潍坊泥土文学丛书》。1990年10月,他到昌乐参加完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典礼后,马上让笔者陪他去见潍坊市文化局局长郑金兰同志,请她把他的希望转达给市委的领导。浩然亲自为第一批出书的作者郭建华、郝湘臻、秦景林、王汝凯作了序。1992年12月,他又不辞辛劳,从三河市赶到潍坊市,出席了《潍坊泥土文学丛书》的首发式。
　　浩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了,我还想写一点,我还有点‘光’,愿意让无路可走,无门可入的人借借这个光。我这样呢,可能牺牲点时间,少写两本书。我想我再努力,再写,像《苍生》这样的作品,也只能写一本。可是把北京郊区和潍坊市的作者们发动起来,那就不是一本两本的问题,那就“海”了——用北京的话说。”这是浩然的肺腑之言。为扶植文学新人,浩然付出很多,就像时任三河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宝森同志说的,“谁也说不清浩然老师(为此)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耗费了多少心血,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就昌乐的业余作者而言,哪一个没受他的培育和教诲,到1992年底就有6位业余作者出了新书,他不是作序,就是题字,这里面都无不蕴含着浩然的心血!
农民作者来请教,从下午谈到深夜
　　1995年11月7日,在昌乐宾馆,笔者一进门看到浩然一面为人修改稿件,一面服下一把各种颜色的药片。1993年夏天他曾患过脑血栓,加上高血压、严重神经衰弱等病症,几乎使他无刻不在和疾病开战。望着他斑白的双鬓,我们劝他要保重身体。可他笑笑说:“前年那场中风病,使我明白了人的生与死,中间就隔一层纸。这一面是生,翻过一面就是死,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趁活着的时候,我要争取多做一些事情!”
　　我们正在听浩然讲当前文学创作方面的情况时,宾馆服务员领着两名陌生青年进来了。原来,对方是沂蒙山区的农民作者,得知浩然在昌乐,专程赶来。浩然忙站起来,热情接待。
　　其中一名叫于长伟的作者,从提包里拿出厚厚一本花了5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多彩世界》。浩然接过来,一面认真阅读着,一面对他说:“写长篇首先要把人物提纲拉出来,从开头,到中间展开,再到结尾,都要把情节放到刻画塑造人物形象上,再把人物之间的关系串起来……”浩然就如何写好长篇,对这两名农民作者,从下午辅导深夜。
　　浩然说:“他们大老远儿来见我一趟不容易,尤其不能怠慢农民作者,尽量让他们沾我点光,早日成为农村有出息的文艺人才。”
　　浩然从1960年开始,先后6次到昌乐的行程中,都把培育和扶植广大业余作者,作为自己来的一项使命,接待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讲座达百余次,听他辅导讲课的数千人。
　　1995年浩然昌乐之行,从市县到乡镇,接待求教来访者不下数百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和题字。他临走前夕,让我列好名单,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到他房间一看,光文库的签名,一次就达七八十人,竟摞了一人多高,写好的题字铺了满满一桌子。他老伴儿杨朴桥说:“他昨晚又犯了高血压病,吃了两次药,才坚持写完……”望着满桌飘香的墨宝,看到浩然那掩饰不住的倦容,我又感动又难过,后悔不该列这么多名单给他。
有正气有志气　没有白活一世
　　在与浩然30多年的交往中,笔者深感他不仅是大师级的作家,也是我们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更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在他晚年,除继续“写农民、为农民写”地辛勤耕耘外,还倾其身心实施文艺绿化工程,不遗余力地培育扶持文学新人。对笔者这个业余作者更是厚爱有加。每次到昌乐,总是抽晚上时间到笔者家看望。他多次提笔留言,教诲笔者如何“颂苍生,吐真情”,感悟人生,告诫“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刻苦努力”,辅导笔者走好文学之路,走正人生之道。浩然还给笔者邮来他亲笔签名的全套著作,寄来30余封亲笔信笺,以及他与乡亲们合影留念的10
0余幅照片。那些老照片有的是在一所名为“泥土巢”(浩然的住处)的小院里照的,有的是在东村的田野里照的,有的是在高崖水库大坝上照的。笔者翻开影集,感受到浩然的一生总是眷恋着农村,眷恋在乡亲们中间。正如浩然所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实现了‘要有正气、有志气’的母训——实际上已成为我的信仰；我挣扎了,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忍让了,该付出的付出了,该得到的得到了……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没有白活一世。”　　2008年2月20日,得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笔者脑子轰地一下,正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因几天前与时任三河市文联主席的刘树滋通话中得知,浩然因病已危在旦夕。恍惚中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又接到梁春水(浩然女儿)的电话,说浩然于凌晨2时32分因心脏衰竭而逝。
　　浩然的溘然长逝使笔者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不禁联想到2007年4月与县里领导去北京看望他的情景。当时,他正在医院接受特级护理,已不能说话。当梁春水说昌乐人民来看他时,他的眼角流出泪,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潸然泪下。没想到这成了笔者和浩然的最后一面。
　　受昌乐县委、昌乐县人民政府委托,浩然研究会的几位同志前往北京,参加了浩然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浩然的离去,于笔者不仅是痛失了一位写作上的导师,更是痛失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兄长和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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