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的处女作《归家》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作家茅盾的关注。远在东瀛的茅盾提笔称赞,此作“是诗的风格”,“忆往者冰心女士有二三篇颇具此风味”。之后,杂志社稿约不断,年仅二十多岁的沉樱先后迎来两个创作高峰期,出版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她以知识女性婚恋题材小说而享名,成为继冰心、丁玲之后文坛瞩目的实力派女作家。
首篇习作引发关注,茅盾异域致信称赞
　　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旋即落入军阀之手,北洋政权换汤不换药,专制的枷锁再次套向民主的头颅。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封建与反封建……一时间,政党林立,舆论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场。一场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如春雷般爆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于1917年发轫。第二年5月,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定了基石。此后10年间,鲁迅、郭沫若、冰心、沈从文、凌叔华、庐隐、老舍、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作家、诗人用白话文写作,先后崛起于文坛。
　　1928年底,远在日本的茅盾捧读刚从上海寄来的《大江》月刊,其中一篇署名“陈因女士”的短篇小说《归家》引起了他的注意。之前,曾担任过毛泽东作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汉口《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参加南昌起义路途阻塞回上海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便以茅盾为笔名埋头创作,不到一年时间写作发表了长篇小说《蚀》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后避逃日本。《大江》月刊由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八年前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主编,茅盾以及鲁迅、夏衍、赵景深等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此时,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屈指可数,“陈因女士”的名字十分陌生。小说《归家》是沉樱首篇习作,虽只有4000多字,却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一位女学生岁暮时节,回到封建家庭,又渴望同学来信约她“一同往那伟大的神秘的国里去”的期盼、苦闷、彷徨、无奈与懊悔。茅盾读后,眼前一亮,亦喜亦疑,随即提笔写信,发往国内。
　　陈望道收到茅盾的信后,马上以《读陈因女士底<归家>》为题,安排在新一期《大江》月刊发表:“《大江》二号上陈因女士之《归家》很好。不知此女士为新进作家乎?抑老作家乎?《归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鄙意甚爱之。忆往者冰心女士有二三篇颇具此风味。犹有一特点,即以家庭琐事透视社会人心之大变动,以静的背景透视动的人生,手法亦颇新奇。”信中茅盾将“陈因女士”与冰心并提,足见他对这位文坛新秀的喜爱。最后,茅盾又以幽默的笔调写道:“凡此皆为个人捧场此女作家之理由——并非因为是女作家故而如此捧场!哈哈!”
佳作频频亮相文坛,三年出版三部合集
　　神秘的“陈因女士”的确不是一位“老作家”,而是一个初次登上文坛的文学女青年。陈因是沉樱使用的第一个笔名,处女作发表时,她年仅21岁。受到名家肯定的沉樱,文思如泉水喷涌,一时稿约不断。《归家》之后仅仅两个月时间,她又有《空虚》、《下午》、《下雪》、《妩君》4篇短篇小说发表。这年6月20日,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署名“沉樱”,收入小说9篇,首印3000册。鲁迅三年前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彷徨》,第一版印数为4000册。
　　这一年,沉樱的创作速度惊人。8月16日,短篇小说《欲》在《北新》半月刊发表；9月10日,短篇小说《妻》由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刊登；12月,书信体中篇小说《某少女》面市。沉樱之名,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
　　沉樱原名陈锳,陈锳的笔名除了陈因、沉樱,还有小铃,后来偶尔用过非兆、秀岩等,但以沉樱最久。她之所以钟情这样一个笔名,一者此名与她原名陈锳谐音,更重要的,是缘于她对鲁迅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的喜爱——“樱”指美丽的樱花。
　　三四月间,春风吹开樱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满枝粉白,一树怒放。沉樱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犹如樱花,一时灿烂中国文坛。1929到1931年的三年间,沉樱20多篇小说发表,出版了《喜筵之后》、《某少女》、《夜阑》三部中短篇小说集,成为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实力派女作家。
茅盾再次撰文评论　迎来二次创作高峰
　　1934年4月,茅盾已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他应《文学季刊》主编之约,为该刊创刊号撰写了文学评论。茅盾欣喜地写道,“使我们注意的是久无作品发表的冰心和沉樱两位女士这回都出马了”。
　　茅盾所说的“久无作品发表”,指的是沉樱1932年8月发表短篇小说《我们的塾师》之后,便“隐匿”文坛,直到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旧雨》。有久违之感的茅盾,在文章中重点评论了沉樱的新作《旧雨》:“至于沉樱的《旧雨》,用一明一暗的方法写出了知识分子女性的两种姿态,充满对于没落腐化的憎厌和对于光明的渴求。比起作者以前的作品来,这是更富于社会的意味。如果我们说作者以前的作品,好比未经世故的小姑娘在诉说她小小的灵魂上所重压着的喜怒怨嗔,那么现在这篇《旧雨》,是这位小姑娘已经在‘人世间’的洪炉里经过,她小小灵魂上现在重压着的,已经不仅是个人一己的感情的经验,而是大多数女性所苦恼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在这之前的2月1日,茅盾化名“仲方”,在《申报》“自由谈”专栏发表杂论《读<文学季刊>创刊号》,以春秋笔法评论沉樱与她的《旧雨》:“还有位女士沉樱,居然反对女人们做良妻贤母来了；这是大悖圣教,尤不足训。谨按:昔在五四之年,‘革命尚未成功’,良妻贤母主义确曾为有识者所诟病,但而今,‘革命’早已成功,朝野同唱建设之调,贤母贤妻正合建设大义,所以女士的小说《旧雨》,实为时代错误。可见这位作者也不是善于应变的聪明人。”
　　此后两年,又是沉樱小说创作的一个勃发期。除了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外,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女性》先后出版,《夜阑》等小说集又再版、三版。
　　文艺界开始研究沉樱和她的创作。1931年,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评价:“女作家中极有希望的,还有一个沉樱。”1936年5月,《青年界》杂志“现代中国作家论”专栏发表《沉樱论》。这篇长达7000字的专论认为,“沉樱女士,是我国现代女作家中最努力的”；“流畅而美丽的文字”,可以“当做抒情的散文来读”。其中《主仆》一篇,“情节的处置适当,描写的深刻,和人物个性的表现等等,都适合了完美小说的条件。尤其以人物的心理分析,最能得到我们的赞美”。作者最后希望,“她能这样努力地干去,将来的收获定当比现在更为美满”。
　　然而,沉樱的小说创作在她29岁那年戛然而止,犹如樱花,绚烂之后缤纷而落,中国文坛从此少了一位有潜力的女性小说家。来年春风度,樱花又绽开,沉樱30岁之后转写散文,中年开始又倾笔翻译,另一片天地依旧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