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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上世纪30年代的潍县火车站,沉樱从此随家人赴济南,开始人生第一次漂泊。右上图:沉樱描写思念故乡的散文《春的声音》。右下图:沉樱的恩师顾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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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大户,良好的家境使幼小的沉樱无意之间接受了民间文艺和古典文学的启蒙。读书、游行、参加社会活动,她幸运地能够像男孩子一样步入学堂、接触社会。一次偶然的乡下暂居,激发了沉樱对自然美的欣赏和热爱,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之源;对鲁迅翻译外国小说的痴迷,则直接催生了她的第一批短篇小说。 姥姥母亲口传亲授,成为沉樱最初启蒙 沉樱1907年出生于潍县城名门望族陈家,她的生日究竟是哪天,有两种说法:4月16日或6月24日。但是,她一直称为四哥的表兄、山东大学教授田仲济的出生日期却是1907年8月17日。1986年8月20日起,台湾一家报纸连续刊载了6篇回忆沉樱的文章,在首篇文章前的编者按语中写道,沉樱先生“不久就快过80岁生日了”,特发表纪念文章,“祝贺这位在文学上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文坛先辈的80寿辰”。1986年沉樱虚龄80岁,由此分析,沉樱的生日应在8月20日之后的几天里。然而,田仲济的女婿、南京师范大学的杨洪承教授说,“6月24日”是田仲济先生生前认可的。沉樱究竟出生在哪一天,看来还是一个谜。 沉樱一直没有为自己写传,散见于一些杂志和作品集中的小传也极为简略。田仲济曾经打算为表妹撰写传记,但仅完成了部分断章。田仲济于2002年逝世,未完之作成为他终生遗憾。我们只好捡拾零落于各类文章中的散珠,缀起沉樱的成长之链。 “我的外祖母和姨母是认字的,母亲不认字,但她们都爱看闲书、听闲书。有一部叫《天雨花》的书,是韵文的,可以唱,她们边念边评论,我也蹲在旁边听。我母亲虽是文盲,却能背诵很多诗,领悟力极强,在生活里,时常听她在关键时刻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或念上几句有意思的诗,《千家诗》就是我由母亲口授学来的。她最喜欢《红楼梦》,一遍遍要别人念给她,我也趁机立在一旁听。” 这是沉樱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幼年生活的最早回忆。那时沉樱还是陈瑛,小名叫娟。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父亲陈寄园读过洋学堂,接受的是新式教育。父亲常年在外谋职,沉樱依傍于同样出身潍县城大户人家的姥姥、姨母以及母亲身边,无意之中接受了文学的启蒙。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在潍县办学兴医,1904年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通车、潍县开埠,西风渐进;本埠最早觉醒的一批同盟会员,为潍县城带来了民主思想。沉樱的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多才多艺,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中,沉樱不仅摆脱了缠足之苦,而且7岁时就到本族一位塾师那里课余附读。不久,沉樱又入潍邑教育家陈纪元创办的潍县第一所女子学校——陈氏志成女学堂读书,开始接受正式的文化教育。 讨袁战争躲避乡下,五四运动挥旗街头 “不知是哪一次内战,那时我好像有八九岁。为了避乱,全家搬到了乡下,恰好是三四月的光景,我这才第一次认识并且享受了春天。” 在沉樱的散文名篇《春的声音》中,她提到了“一次内战”。国内有学者将此解释为“军阀战争”。其实,那是爆发于1916年革命军讨伐袁世凯之战。这年5月,刚好农历四月天,民国总统袁世凯意欲称帝,南方蔡锷讨袁护国军兴,孙中山急派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率军挥旄潍县,企望以此为大本营,沿胶济线东进济南,然后直取北平。 大军逼城,9岁的沉樱牵着大人的手,随全家人匆忙赶往乡下亲戚家。这次避乱,在沉樱记忆中并没有留下苦与愁的记忆,反而因为离开街巷狭窄、灰墙青瓦的城市,不见了满城风沙、一派暮气,在翠绿田园、缤纷野花间,觅见了春的颜色,从啾啾鸟鸣、小虫唧唧声中,听到了春的声音。大自然毫不吝啬地挥洒美妙的画笔,在她幼小心灵的画布上铺陈得五彩斑斓。对自然美的欣赏和热爱,不仅影响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也点染、丰富了她的一生。 三年之后,由山东问题引发的“五四”运动之火燃到潍县,12岁的沉樱与同学们高举自制的小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忆起那段生活,1982年从台湾回到大陆与作家阎纯德谈话时感叹道:“我这个人,是有名的没记性,但在小学里的爱国游行却没有忘……”此时,一向沉静、不爱动情的沉樱,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几分激动。 课业之余迷恋闲书 如饥似渴疯狂阅读 沉樱在故乡潍县生活了不到13年,便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漂泊。这时的沉樱尚不谙故乡之恋、离乡之愁、思乡之苦。因为父亲任职济南,沉樱全家于1920年迁往济南正觉寺街吉仁里安家。第二年,她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 “回想起来,我读小说最多的时期是由小学到初中的阶段。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课业负担不重,所谓娱乐活动又少,所以认识几个字,可以半猜半读,便立刻成了小说迷。从鼓儿词、才子书、历史演义、侠义、公案之类,到什么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似乎所有我知道的旧小说,都是在那时读的。” 不管是在潍县老家还是济南新居,沉樱从学校一回到家,就捧起那些令她着迷入魔的“闲书”。也就是从这时起,沉樱对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回忆道,当时家中并无这类藏书,“自己也不会去买,真不知是哪里得来的那些读物,现在只还记得那种如饥如渴、到处寻求的热切,和偶然之间一书到手的狂喜”。 沉樱母亲不识字,任公职的父亲大约也不喜欢这些所谓闲书,当然家中就找不到四书五经之外的通俗作品了。但对于生活在大家族的沉樱来说,淘到这些书并不难,从姥姥、姨舅、叔伯等亲戚朋友家,很容易找到。当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沉樱就捧出特别喜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看了一遍又一遍,“百读不厌的趣味,也是在那时才深切领受到”。 鲁迅翻译作品引路 兴趣转向外国小说 入读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了对她小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位恩师——顾随。顾随字羡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深厚,且中西兼修。课堂上,顾随除讲授古文及诗词歌赋等所谓旧文学外,不断地介绍“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有时顾随还带去英文原版的短篇小说,在班上随念随讲,以致惹得英文老师“吃醋”。顾随为痴迷于中国小说的沉樱打开了另一扇窗。窗扉打开,沉樱进入了另一番新天地。从鲁迅、周树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开始,她转而钟情于国外的短篇小说。 1924年,17岁的沉樱随家南下,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由于她的数理不好,报考南京大学没被录取。第二年,沉樱如愿考入上海大学,父亲也被任命为河南省矿局局长,全家移居开封。 从南京到上海,沉樱在课业之余想尽一切办法搜寻外国小说。“无论是新月社的欧美小说,是创造社的日本小说,是共学社的俄国小说,或是文学研究会的世界名著,我都从未放过一本不看,并且很多名家的译文精彩处常被我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尽管有的那些长长的人物译名是多么难记,那些直译硬译的文句是多么难懂,我也一样津津有味地读着,觉得名家杰作,即使译得粗糙,挑去砂粒总还是营养可口的米饭。只是数量仍嫌太少,很多知名的作品不能看到。”这段近似“疯狂”的阅读,为她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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