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之中,极重感情的沉樱决定跟随家人远赴台岛。在一偏远小村,她以教书为生,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寂寞孤独中,她重拾冷落多年的笔,却没有心绪再续写二十年前小说创作的辉煌。她在翻译中寻找乐趣,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位翻译家。她的一系列译作,在台岛掀起阅读翻译小说的热潮。然而事业上成就不凡的她,依然难解思乡之愁。
是去是留左右两难,最终登上不归之舟
　　抗战胜利后,沉樱返回上海,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弟弟陈钊已升国民党任防空大队副队长,也带妻子和儿女来到上海。不久,他们将父亲去世后独居的母亲接来。1947年,沉樱转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1948年2月,沉樱带着女儿梁思薇、梁思清和儿子梁思明,跟随母亲、弟弟,搭上赴台的轮船。早年思想进步,曾经倾向革命的沉樱,完全有理由和条件留在内地,然而她却踏上了一条自己懊悔半生的“不归路”。
　　这年初,沉樱曾写信给在广西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告诉他自己准备随弟弟转移到台湾。梁宗岱读信后大吃一惊,立即飞往上海,劝沉樱留下来。沉樱言辞决绝,内心却充满矛盾。有文章称,沉樱左右两难之际,是梁、沉二人的朋友、上海新亚酒店经理冼子隆推了一把。沉樱向他征询意见,他告诉沉樱,宗岱已经结了婚,你不会再去找他；兵荒马乱年代,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终非长策,宗岱与娘家人之间,你只能跟定一头。
　　沉樱之所以赴台,弟弟陈钊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的田仲济回忆,他听姨母、也就是沉樱的母亲说,弟弟田云樵曾请姨母劝陈钊留下,但陈钊感到全家都留在上海,风险太大,没有同意。田仲济分析,表弟陈钊在国民党防空部队任职,共产党部队尚无雷达,陈钊是熟悉操纵雷达的少数人之一,全家十几口人一起要去台湾,肯定会赢得国民党上层的信任。但要起义,因为是防空兵,无机会上前线,也没有战斗力,如何进入解放区是非常困难的。权衡再三,陈钊选择了赴台。沉樱的母亲也苦苦哀求,“抗战八年,家人离散,各在一方,现在我们再也不分离了,一起走吧……”
　　一年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成功策反了蒋介石的伞兵三团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此前,他却没有说动自己的表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沉樱离开上海前,她与马彦祥的女儿马伦前来送别。自幼就没有享受到母爱,如今又面临生离死别,18岁的马伦哭成了泪人。

教书为生翻译寻趣,退休后自办出版社
　　到台湾后,沉樱在位于台湾岛北部偏南沿海地区苗栗县的小镇——头份镇暂居,并谋到私立大成中学国文教员的职位。弟弟、妹妹家离她家不远,母亲可以来回轮流居住。在大成中学,沉樱结识了一对学识、人品俱佳的夫妇——张汉文与司马秀媛。司马秀媛是上海一富商的女儿,幼年在日本接受教育,又在上海教会学校学习过,通日、英、中三国文字,文学艺术修养颇深,沉樱与大她十多岁的司马秀媛成了忘年交。
　　在头份镇斗换坪村张汉文与司马秀媛的果园里,沉樱建了三间屋子,成为她与三个孩子的栖住之所。寂寞孤寂之中,从上海带来的几本茨威格和毛姆的英文原著,成了她百读不厌的宝贝。沉樱曾回忆说,“当时台湾书籍的缺乏似乎比以前的重庆还厉害,我那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嗜好,只好靠这几本英文书的反复浏览和试作翻译来求满足。想不到因此竟积了二十几万字的译稿。”
　　夜深人静,窗外树叶索索,虫鸣唧唧。灯光下,老母静坐念佛,三个小儿女并头酣睡,劳累一天的沉樱又伏案而作……正是从这时起,沉樱于教学授业之余,开始了外国小说的翻译。在大成中学,整整八年,沉樱以教书为生,从翻译中找趣。抗战八年间,沉樱除了几篇散文,罕见他作；又一个八年,沉樱却有一批译作发表,两本译著出版。命运之手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位女翻译家。
　　在四季如春的乡下,三个儿女在沉樱的翼护下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读书,沉樱移居台北,在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到1967年60岁退休之前的十年间,沉樱笔耕不辍,先后有《迷惑》、《毛姆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等5部译作出版,后多次再版。其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出版第一年就印行了10次。林海音记得,此书“原著的悲,译笔的美,当时的女学生谁不人手一本呢!”比之上个世纪内地学生争读琼瑶小说的热劲,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书历经40多年畅销不衰,几乎成为这本名著的中文“定本”。她的一系列译著,在台岛掀起一股阅读翻译小说的热潮。
　　退休之后,远在国外的儿女皆早已成家,沉樱倍感孤寂,开始自办家庭译文出版社。至1972年赴美定居的6年中,她的大地出版社出版《蒲公英译丛》、《蒲公英丛书》数百种,全部自己经销。有文章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沉樱这样作家自办出版社而获成功的,极为少见。　
孤寂中寻找小快乐　劳作中享受大幸福
　　尽管有弟、妹同行,尽管有友人相助,但满带情感伤痛,独担家庭重荷,一身疲惫的沉樱在孤岛奋斗,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外柔内刚、一向乐观的“小女人”沉樱,犹如樱花,寒摧之后,春风再度,朵朵小花依旧开得灿烂。沉樱曾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都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小女人”沉樱自称喜欢小东西:“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
　　难怪,她创作的小说除了一部中篇外,全部为短篇；她翻译的小说,大多数也是短篇；她自己出版的《蒲公英译丛》、《蒲公英丛书》,也都是便于携带阅读的小开本,连她在好友司马秀媛家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这座温馨的小屋,沉樱曾以散文《果园食客》记之,享名台湾女作家圈。
　　作家阎纯德认为,沉樱谦称自己“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实际上,她是在创造。沉樱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逆境中,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生活。
　　在好友眼中,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折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
　　其实,出身大家闺秀的沉樱,并不是一个琐碎的小女人,她时时追寻小快乐,却显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人生大智慧；在不停的劳作中,一点点的小幸福,积累了她的人生大幸福。然而,即使如此,一生漂泊的沉樱,隔海西北望,依然难释思乡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