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归去!不如归去!”——飞鸿难解念家愁,时盼大鹏驮吾回；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孤独、恐惧、乡情、亲情,一起将她赶回祖国。她满怀希望归去,却极度失望而回。绝望中,她嘱咐儿女,死后也要尸还故国。异域他乡,樱花凋落。世事难料,一生坎坷颠沛,半生漂泊海外的她,连最后的遗愿也化做泡影。
寂夜闻听凄厉鸟鸣,播谷之声化作“归去”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在默念着。”
　　这是1939年沉樱草成的散文《春的声音》最后一段。文章写道,一年春天,全家为避战乱搬到潍县乡下。年幼的沉樱与伙伴“整天奔走在绿油油的田野里,编柳枝采野花之外,还有一桩乐事,便是听‘播谷’叫”。沉樱听大人讲,这杜鹃鸟的叫声,农人听了是“播谷!播谷!”,受屈的儿媳听了是“恶姑!恶姑!”,还有人戏解为“光棍托锄”。沉樱则与伙伴们调皮地与鸟儿对话:“你在哪里?”“我在山后。”“你吃什么?”“我吃石头。”“你喝什么?”“我喝香油。”这种虚拟的问答,给沉樱带来无穷幻想和无尽的乐趣。
　　又是一次躲避战乱,到了重庆乡下,成年的沉樱听到的不再是悦耳、轻快和有趣的声音,“相反地竟十分凄厉”,“越听越觉不安,使人心中增添难言的烦躁、焦灼和悲切,直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一天半夜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沉樱伏在窗口张望。月光如水,人群奔窜的响声中,“传来无温情的杜鹃的叫唤”,“起劲地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1949年,漂泊台岛的沉樱重写《春的声音》,在文章末尾又续上一节:“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那些‘春的声音’呢?”
　　沉樱所说归去了的家乡,是她心中广义的家乡——山东。赴台之前,她曾回过济南,但她的出生之地、第一次聆听春的声音的地方——潍县,却终究没有归去过。

身体患病亲人难顾,回国定居成为泡影
　　故乡是难以归去了,1972年,65岁的沉樱却漂向了离故乡更远的地方——美国,因为三个儿女不放心年纪越来越大的母亲独居台岛。
　　移居美国后,沉樱依然放不下手中的译笔,译作《存根》、《恶梦》、《老人之死》、《孤鹰的最后飞行》等,先后在台湾报刊发表。1977年,70岁的沉樱搬到女儿梁思薇家附近的老年公寓。1980年,她将一部分最新译作结集《拉丁学生》,在台湾出版。也就是在这一年,沉樱时觉手脚发抖,执笔感到僵疼,经诊断,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帕金森病。
　　患病后的沉樱更为思念故乡。1981年,在女儿的陪同下,她重返第二故乡——台湾,在她十分眷恋的乡下小屋里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樱花烂漫时节,她抱着回祖国定居的决心,先后到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地方——上海、济南、北京。在京接受作家阎纯德的采访时,沉樱吐露心声:“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我看是人同此心。在美国,我的儿女都有工作,但是我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国外,和儿女生活在一起是要被人耻笑的,这正如儿女依靠父母是一种不光彩一样。是孤独、恐惧、乡情、亲情,它们一起把我赶回祖国的。”
　　在上海,沉樱的好友、作家赵清阁陪她拜会了老朋友、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在济南,与离别40多年的表哥田仲济团聚小住；在北京,见到了阳翰笙、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老朋友。沉樱向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表达了想定居北京的意愿,阳翰笙马上向有关方面反映后,安排她在河南开封文联工作,因为她与马彦祥的女儿马伦在开封,可以照顾她。
　　她去开封住了两个多月就病了,在赵清阁看来,“病中的她不大能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她想念朋友,想念她在美国的儿女们；她渐渐又流露出了寂寞、孤独的心情”。
　　“我这次匆匆回国等于做了个恶梦”,沉樱回美国后给田仲济的信中却这样诉说。在开封“她对我明欺暗骗,真极尽虐待之能事”。这个她,在公开发表的信中均以“××”替代。“××”便是沉樱第一个女儿马伦。沉樱可能误会了女儿。马伦尚未退休,不能随时陪伴,照顾不周也难免；那时居住条件差,自然是“盛夏无浴室,用公共厕所”,不可能与美国或台岛相比；女儿经济拮据,向从海外回来的母亲多要一点内地难以买到的“洋货”,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对于久居海外,不熟悉内地情况的沉樱来说,确实难以理解。
　　亲人难以照顾,思“家”心更迫切,沉樱不得不走,何况此时她身体状况极差。
越洋飞鸿难解乡愁　怀抱遗憾魂归海外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在沉樱心中念叨了千遍万遍。在台岛时,两岸隔阂难以归去；到美国后,决心归去却又失望而回。难归去,归去探家又不能归去定居,沉樱只有靠书信来排解乡愁。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沉樱与梁宗岱就恢复通信联系。早期是经香港朋友转递,到了70年代,已能够直接通信。尽管沉樱1982年回内地时未与梁宗岱见面,但两人的通信一直持续。
　　沉樱到美国后,与台湾朋友的联系主要靠通信。1982年沉樱从祖国返回美国,病情加重,手颤抖得厉害,给朋友的信均由儿女代笔。晚年的沉樱,每逢接到内地和台湾的来信,都反复阅读,不忍释手。到后来,因患白内障,眼也不能看了,只好让儿女和陪护念给她听。1986年,她的好友、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罗兰、张秀亚、琦君等,为沉樱80寿辰撰写了一些纪念文章,原打算刊出后录音寄去,放给沉樱听,不想梁思薇写信告诉林海音她们,“她是越来越糊涂了,只偶尔说几句明白话”。
　　与沉樱通信最多的是表哥田仲济。1979年12月,失掉联系的兄妹终于又能通信。沉樱感慨,“音讯隔绝30余年,忽又得联系,真有隔世重逢之感”。1983年元旦将至,4个月前回祖国遭遇女儿马伦“虐待”、回国定居希望破灭,愤懑与失望情绪如骨鲠在喉,沉樱提笔写信向表哥诉说。田仲济深知,沉樱的忧郁一般是不外露的,“自己命苦”的哀怨只能向他倾诉。在信中,她向同为作家的表哥发问:“女作家为何多半婚姻不美满?”
　　这样的疑问,犹如始终缠绕的“不如归去”,在她心中同样发问了千次万次。1988年4月14日,又是樱花盛开、飘落的季节,81岁的沉樱带着遗憾和疑问,撒手人寰。沉樱生前曾对儿女留下遗嘱,说她活着不愿加入美国籍,死后也要尸还故国,希望安葬北京。梁思薇恳求赵清阁阿姨帮忙完成妈妈的心愿,赵清阁立即托朋友到京联系。七年无果,赵清阁搞不明白是何原因,只叹“自己无能,愧对故人”。1999年,85岁的赵清阁也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