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集上买鸡的铁路公司雇工,调戏年轻农妇惹起众怒。从外乡雇来的小工仗势欺人,已非一日,隐忍已久的村民群殴公司雇工,拔掉铁路勘测路标。胶澳总督派兵镇压,百姓无辜遭德军枪击,或伤或亡。德寇借机侵入高密县城,最后以赔偿德方数千两白银方才撤军,而高密百姓失去的20条生命,换回的依然是隐忍和屈辱。
铁路雇工调戏妇女,附近乡民怒拔勘测路标
　　1899年6月18日,一件看似偶然的小事,成为德军镇压高密阻路群众的导火索。对于此事,不同来源的资料说法不同。
　　编成于1909年的《高密县乡土志》载,“华人之为洋奴者,借势滋扰乡民,东乡大吕庄村民怒而殴之……”,记载极为简略模糊。1935年编成的《高密县志》却只字未提。
　　《筹笔偶存》记载,6月21日,山东巡抚毓贤接到来自胶州的报告称,“高密附近有小工与乡民互相争扰”,“小工系土人,或因平时微嫌,借事挑衅,均为可料”。当时高密隶属胶州,这是高密知县葛之覃派人调查的结论,也不甚详细。《筹笔偶存》是任职于清末山东巡抚部院署,一位不知名的文吏留下的笔记。
　　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其著作中转述的史料是,“一天前,一位铁路员工曾在集市上与一位农民发生争执。铁路员工召集其同事帮腔,农民则引来一大帮子村民助威,农民与员工最后扭打成一团。紧接着,农民们包围了铁路公司设在村庄里的分部,并且企图阻止铁路员工继续工作,勘测路标被拔掉、毁坏。”
　　山东巡抚毓贤事后派候补知府石祖芬赶赴高密,进村实地调查,查明葛之覃的报告多有不实。石祖芬的调查结果是,“铁路公司小工在大吕庄集市买鸡,戏欺妇女起衅。该庄民因各小工先在各乡村戏辱妇女,非止一次,激动众怒,群殴小工,顺便拔标”,“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倚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一日”。
　　此说亦载《筹笔偶存》,毓贤系清末有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在处理德方因修路引起的事件中,还算比较公允,石祖芬的调查结论应当最为接近事实。
　　然而,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的报道则隐去了事件的起因:“6月18日,当一支勘探队在距高密东南12里、距胶州城40里叫做柳树村的一家小客栈休息时,受到了一群反对修建铁路的暴徒们的袭击,一位广东籍工程师的腿被他们打断了。要不是客栈主人关上街门并向衙门求救的话,恐怕后果还会严重。附近二三十个村子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侵占他们土地并破坏其风水的外国人。”其倾向性可见一斑。
胶澳总督派兵镇压,数十村民遭到无辜枪杀
　　6月18日的纠纷,一直持续到午后。知县葛之覃接到报告,率一班衙役赶到现场进行“弹压”,才告平息。铁路公司总办海因里希·锡乐巴获悉此事,从青岛赶赴高密,要求补上拔去毁掉的标杆,“查办殴工之人”。葛之覃未能立即答复,锡乐巴一面承诺“高密不动,德兵绝不先动”,一面折回青岛,在胶澳总督奥托·叶世克面前添油加醋,夸大事实,要求派兵进行军事干预。
　　叶世克在没有向柏林请示的情况下,下达派兵命令。他的理由是,高密属于“中立区”,胶澳总督有权调动军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镇压手段,以防此类抵抗行为再次发生；应当迅速出击,否则中国军队会将驻扎租借地周围的部队集结起来,等等。
　　6月21日,德军上尉毛威率80名海军士兵和15名骑兵,荷枪实弹,杀向高密。6月24日,德军到达堤东庄。葛之覃的报告称,堤东庄“聚有多人,于地围上架有大小地枪,当德兵过时有开枪者。德兵即开枪伤庄民数人……”
　　毛威在作战报告中这样叙述,他们到达堤东庄,该村已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我试图通过翻译慕兴立与村子里的两个首领进行谈判,他们是应我的要求从围墙后面走出来的。我让他们明白,我并不怀有恶意……然而他们却轻蔑地向我展示他们的武器,指给我看他们防卫森严的村庄,并且说如果我想到高密去,应当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是不会给我们开门的。”
　　村民们尽管大难临头仍坚持抵抗,毛威下令向村庄发起攻击。“大约相互开枪对射一个小时”,德军攻陷了村庄,毛威估计村民伤亡17人。
　　上海一德文报纸7月8日报道:“高密县乡民聚众成群,不准开立铁路。青岛德驻守于十六日迁兵至堤东村,乡人预备接战,德兵攻入……”
　　事实的真相,毓贤派石祖芬调查并上报总理衙门:“德兵入境,先过大吕庄,该庄村民以礼相待,一无骚扰”,至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其实该庄团局仅有红旗,时时悬挂,并非故意敌拒德人”,“迨德兵开枪后,该庄仅于圩内回放空炮一门。德兵旋即入圩,枪毙十三人,并伤五人,情形极为残酷”。
　　6月25日,德军又闯入刘戈庄,抢去乡民土枪,杀死7人。堤东庄和刘戈庄20多名被枪击死亡和受伤者,“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
德军入城收枪械焚图书
　　抢杀刘戈庄村民的当天,德军进入高密城。就在此前一天,高密城内商绅获悉德军将至,一起跪求知县葛之覃,“请阻止德兵,暂驻城外”。
　　葛之覃因以前已报告巡抚毓贤,毓贤也正在与胶澳总督交涉,加之锡乐巴有“高密不动,德兵绝不先动”之诺,对于商绅的苦求,答复道:“本县业已允许,不能阻止,况德兵并不伤人。若有伤动一草一木者,唯本县是问。”大家无奈号哭而散。
　　德军来到高密城下,城门大开,百姓躲避,德军如入无人之境。入城后,德军以占领者自居,下令“城乡各项军器,限三日内缴齐销毁。如有隐匿者,查出予以重办”。城内团局以及守城枪炮,尽皆搜走。“每日夜间,德兵巡查各街,并将四城钥锁索去,听其启闭”。
　　率兵入城的毛威发给叶世克的报告,却夸大其辞,甚至无中生有。他声称,在高密城,遇到了招募来的雇佣兵的顽强抵抗。
　　通德书院,这处昔日传道授业、读书研经的圣洁之所,成了肆意枪杀中国乡民的德寇的临时兵营。书院建于1872年,由高密知县陈来忠倡建,拥有房屋65间,可容纳1700人学习,并有一所藏书颇丰的藏书馆。
德军驻扎后,书院不少设施被破坏,藏书馆所藏经典图书被焚烧。德国学者余凯思指出,“这类行为是对儒家文明和中国自我文化意识的公开攻击,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由符号的战争行为加以补充……通过焚书这一符号行为,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等级制就被虚构了出来。德国军队试图借此向中国民众展示中国文明的低劣性”。
　　一个小小的上尉,带着95个兵卒,控制高密城整整11天。直至毓贤派来的官员谈定赔偿铁路公司白银4500两,方才撤兵。德军走后,葛之覃面对众商绅捶胸顿足,后悔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