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德国殖民者的骄横态度和无理行为,“强硬派”欲想方设法进行抵制,“调和派”想积极调停暗中牵制,最终还得看慈禧“老佛爷”的脸色。在地方官员的再三交涉之下,有关筑路征地、拆迁等问题的章程才拟定施行。铁路沿线百姓的退让,官府的诱逼恐吓,换来了暂时的平稳,铁路勘测、插标得以进行。

巡抚毓贤欲抵制德军,引起“老佛爷”慈禧的不满
　　获悉德军毙伤高密乡民后,山东巡抚毓贤一溜电报,分别发往胶东道、莱州府、胶州以及有关县衙,勒令“分派兵役,认真弹压”。可惜动作稍慢了些,胶澳总督叶世克早已发兵在前。毓贤在发往胶澳总督府的交涉电中,正告叶世克:
　　“现当查勘路矿之始,必须使百姓知开办之有利益,方能主客相安。如遽以兵力迫之,则百姓视路矿为畏途,非地方之福,亦非公司之福也。且该处民情强悍,良莠不齐,万一群起为难,地方官虽欲派勇保护有不可得。贵大臣通达时务,慎重交涉,自接电信之后,当知本部院认真保护之意,可勿庸遣调兵队入内地也。”
　　6月28日,德军进占高密城的第4天,莱州总兵彭金山才奉命率200名士兵抵达。德军上尉毛威恐吓彭金山,中国军队必须马上撤退,因为高密属于“中立区”,中国军队在这里出现不符合租借条约规定。如果中国军队不撤离,将会“发生严重后果”。
　　鉴于德军的压力,彭金山自作主张带军撤出高密城,毓贤对此十分不满。按《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立区”内自主权仍全归中国,当然包括“过调”中国军队；准许德国官兵随时“过调”,并非不准许中国军队“过调”。为此,毓贤严厉批评了彭金山。
　　在另一封写给叶世克的信中,毓贤对德方的做法表示了不满:“查各国兴办路矿等事,均是于未经开工之先,共同立一妥善购地章程,方免滋事。”但是德方根本不提购地、补偿等事,就开始勘路、插标。毓贤希望德方迅速派员会商,以便公司早日买地开工。
　　同时,毓贤致电总理衙门,力陈德军恶行:“轰毙乡民甚众,且又焚烧书院器物,搜括城乡枪械,种种凶横情形,如不与之理论,任其所为,后患何所底止!”他多次恳请总理衙门,“照会德使认真查办,以维大局”,“迅与德使理论”,“与德外交部据约辩阻”。
　　“强硬派”毓贤试图对德国的殖民政权进行抵制,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引起了把持清廷的“老佛爷”慈禧太后的不满,成为他后来被解职的原因之一。不久,高密知县葛之覃也因办事不利被撤职。

袁世凯上奏献计策,铁路交涉专办斡旋订章程
　　发生于高密的这次事件尚未完全了结之时,与胶济铁路相关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出场了。刚刚升任工部右侍郎一月的袁世凯,于7月7日上呈奏折,要求针对德国租借地制定全新的政策。
　　袁世凯呈道:“现筹防范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尚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在对德问题上,与毓贤不同,袁世凯属于“调和派”。他在奏折中提出四项防范措施:
　　其一,慎选守令。袁世凯认为,山东官吏“非视洋人如仇,即畏之如虎”,应派查办教案公允者任职。其二,讲求约章。将外国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交涉案例,编选成册,印发各层官吏,遇事参考,妥善办理。其三,分驻巡兵。派兵分驻胶州附近各县,来回巡查,凡遇洋人经过即行保护,“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术”。其四,遴员驻胶。选派一熟悉洋务的官员驻扎胶州,专办交涉事件。
　　袁世凯的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兴趣。所提各项措施,不长时间,以至1899年12月6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之后,一一得到了落实。
　　其实,有些措施毓贤也已经想到。如选派官员驻胶州专办交涉一事,毓贤7月中旬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报中也提到,“似须于地方官之外,另派委员一人,专司照料”,“再辅之以翻译一人、随员二人、司事二人,从而左右之情形既熟,调和更当”。
　　此前被派往高密调查的候补知府石祖芬,承担了铁路交涉专办这一项职责。7月中下旬,石祖芬与铁路公司商订了一份合同章程。章程共8条,其中包括买地须照原价,概不得勒抑；发款均交本人,不通过中间人；租屋购物各项,均须公平商办等项。
　　之后,石祖芬请示毓贤,偕莱州知府曹榕与铁路公司续订了一个《筑路善后章程》。章程规定,凡与筑路有关之事,悉委诸地方官办理:如铁路小工有调戏妇女、与民人口角事,由地方官讯办；民人有拔标阻工事,由地方官弹压解散；铁路小工,托地方官代雇；拆屋迁坟,公司知照地方官查勘商办,等等。
　　两项章程订立、施行之后,铁路公司勘路插标得以继续。此项工作系分段进行,到10月中旬,驻丈岭一部人员已插标至岞山；高密一部,已抵近高密与昌邑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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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百姓缘何抗争激烈
　　铁路小工调戏妇女,导致小工与村民双方互殴,继而引发乡民聚集拔去铁路标杆,德国军队进行镇压、侵占县城……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为何酿成大事端?在胶济铁路勘测、修筑过程中,为什么只有在高密引起上百个村庄奋起激烈抗争?
　　原因之一:强征土地,民怨极深。小工调戏妇女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本的是铁路公司为减少土地投资,控制成本,将土地征购包给中间人,中间人大肆盘剥；清朝地方官员压、诱并举,强制低价收购土地,失地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有的陷入破产境地。
　　原因之二:粗暴施工,惹怒百姓。勘测施工中,“洋人遇事一意孤行,不受商量”,“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严重伤害了当地民众的感情,危害了农民的生存。“乡民亦多敢怒而不敢言”,“有隐忍不得遂以酿成大事者”。
　　原因之三:同胞相欺,乡民生恨。铁路勘测之初,铁路公司所雇华工,多为天津等地的外省人,他们依仗德国人撑腰,自视高人一等,“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有人带头,便一呼百应。
　　原因之四:阻水严重,百姓忧虑。高密段内,铁路南北是一片洼地,虽连年在地里挖渠、河边筑坝,但依然解决不了泄水问题,年年遭遇水灾。东西贯穿的铁路线,恰恰截住了由南向北下泄的水道。由于预留桥涵不足,乡民十分担忧,屡次提出要求,得不到解决。后来事实证明,乡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原因之五:民风彪悍,敢于抗争。有专家认为,高密民风深沉、豪放、阔达,既有东北人的侠义之风,也有中原人的稳健深沉,并不乏南方人的机智。而高密东北乡以及濠里一带,民风彪悍,百姓更尚侠义,更富有反抗精神。
　　如此这般,一幕幕争取权益、阻路抗德的活剧在高密大地上演,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