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考古有多年的经验和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孙敬明经常被一些单位邀去鉴定。虽然见过的宝贝无数,但这几件国宝级的文物仍令孙敬明印象深刻。因为孙敬明的心细如发和对古文字了解,临淄出土的铜剑和诸城出土的编钟编镈得以成为当地的镇馆之宝；潍坊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青铜戈得以还原真实身份；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玉簪得以合为一体……
释出燕昭王铜剑铭文
　　1998年初孙敬明和山东省钱币学会的领导出席淄博钱币学会颁奖仪式,会间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的老馆长张龙海研究员,张馆长告诉他临淄淄河沙滩中新近出土一把铜剑,由挖沙农民韩如水挖出,上面有铭文,但是不认识,想请孙敬明帮着辨识。当时正好潍坊这边有会议,孙敬明没有来得及见到这把铜剑。
　　没过几天,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玉德先生来潍坊接孙敬明专程到临淄鉴定这把铜剑。当孙敬明把剑在手细查文字,当即释“郾王职作武某旅剑”八个铭文。这个战国文字“郾”就是文献中的“燕”,燕王职就是燕昭王。也就是那位为得千里马而千金买马骨,筑起黄金台广求天下士,终于富国强兵,而命乐毅为帅一举攻下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并且占领齐国五六年之久,后来齐国田单用火牛阵计胜燕国军队,而一举收复失地,重建齐国。尽管文献记载确切,但是有关这位奋发有为的燕昭王的文物却极为少见。有关燕昭王的青铜剑,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中收录一件,但是时过50多年,已经不知下落,1977年陕西洛川出土一件,但是残为两截,而临淄出土中得这一剑,则是完好如初,文字清晰。尤其在齐国故都附近的淄河出土,其对研究战国晚期燕国攻下齐都占领齐国全境,则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该剑长59厘米,宽4.2厘米,重1000克,剑脊上铸有燕(“郾”通“燕”)王剑字样,该剑挺拔庄重,茎为扁圆形,在茎的两面各有一凸起的棱深入剑身,剑的刃部留下了砍刻的缺口,但至今仍锐利如初。
　　像著名的越王勾践所铸带有铭文的青铜剑已有十几把,件件俱是国之瑰宝。而这位大名鼎鼎的燕昭王之铜剑则仅有这一把完整的,且出土地点在临淄,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自是珍贵无比。所以不久就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剑不仅成了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参加了一系列国家、国际的文物珍宝展。为此,中央电视台还到临淄专门拍摄纪录片,请孙敬明到临淄结合现场接受专访。

释出铭文,战国青铜戈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潍坊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青铜戈,上有凿刻的铭文,原本属于清代潍县著名大金石学家陈介祺的藏品,并见于陈氏收藏著录,亦为诸多金石学著作辗转收录。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文字未能全部释出。所以有关著作,诸如《三代吉金文存》释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长画戈”,《金文著录简目》释为“□大长画戈”。关于这件铜戈的年代、国别,大都定为战国或秦代,一般认为是秦国的兵器。孙敬明在1986年春整理库房时,即对这件传世兵器非常重视,估计当年陈介祺收藏时,可能进行过除锈,但当时并未显现出来,再一个则是这件铜戈的铭文有一个字为合文,即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所以很难辨识。经孙敬明仔细研究,反复考证终于完全考释出这件兵器铭文为“车大夫长画”。他继陈介祺以来再次全面研究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1992年,该文物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孙敬明又继续进行研究,终于考证这是一件齐国战国时期的兵器,而齐国兵器铭文几乎全是铸造出来的,而这件凿刻出的铭文,则是齐国兵器铭文的新例证。
发现铭文,“一般文物”诸城编钟编镈晋升国宝
　　1970年诸城臧家庄大墓中出土的编钟编镈16件,出土不久山东省博物馆专家即撰文在国内发表,但是并未发现上面铸有铭文；后来又先后赴省、市多次参加重要出土文物展览,但是均未发现上面的铭文。直到1986年孙敬明陪北京文物月刊编辑室主任、著名学者朱启新教授到诸城博物馆参观考查时,才由孙敬明发现编钟、编镈16件均铸有铭文,铭文相同为“陈匊立事岁,十月己亥莒公孙潮子造器也”。从铭文看出这属于典型的齐国铭文书体与内容,尤其“立事”一词,仅见于齐国,后来赵国、燕国都有所模仿。但是此套编钟编镈,不但涉及齐国,而且还有关莒国,这个莒国就是齐桓公当年避难,以及后来鲍叔牙规劝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毋忘在莒”的莒国。由此铭文,不但为研究齐国,而且还为齐国何时占领莒国提供科学依据,以及探讨春秋战国早期今诸城一带属于齐抑或莒均是大有裨益。所以,1992年冬,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审定这套编钟与编镈为国家一级文物,成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孙敬明说如果没有铭文,这一组青铜器只能算是一般文物,而铭文的出现确定了它们的身份,这对研究齐国的历史就非常重要了,因此也就晋升成了一级国宝。“铭文能够让这些文物自报家门,是哪个国家的,是谁做的,对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铭文可谓一字千金。”孙敬明感慨地说,做学问时,对事物的观察就是要心细如发,目光如炬,如此才能养成一种洞悉一切的职业习惯。

细心揣摩,将分离玉簪簪柱与佩饰玉片合为一体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榕教授来临朐对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进行发掘,此墓葬规模宏大,形制特异,为同时代墓葬所少见,其中出土墓主头上所戴玉簪一件。因年代久远,出土时簪上佩饰玉片,与簪柱分离,所以当作两件文物编号。当孙敬明对出土文物进行考察时,细心揣摩,反复观察,发现玉片中间两面有纵行凹槽,且簪柱上端又有与玉片凹槽厚度相同的槽沟。尽管是在夜间灯光下,孙敬明亲手将看似两件的玉簪插合在一起,得到专家赞赏。这种形制的玉簪在国内极为罕见,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找出商代邓共盉铭文“邓共尊彝”,为研究提供力证
　　1992年3月昌邑塔尔堡上河头村(今北孟镇上河头村)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邓共盉(hé)一件,由于年代已久,通体锈蚀。经过昌邑文管所文物工作者的精心清理,看出通体布满花纹,造型极为精美,在同时代同类器物中较为少见。为了研究这件铜器,他们邀请孙敬明前去考察。经过孙敬明依据此种器物铭文所在位置,再进一步仔细清理,终于在铜盉鋬(pàn)下之器壁发现四字铭文“邓共尊彝”,这为当地商代历史以及隋唐时期已出现的登州之名由来的探究,提供最直接的历史证据。
　　同时,此文物还可与寒亭朱里、坊子眉村一带出土的商代晚期有铭文青铜器进行比较研究,对探索潍河两岸商代古国古族的分布大有裨益。
　　本期图片由本报记者　孙锦　提供(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