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满堂,财宝盈室,惠祥工厂商标设计运用祥瑞、富贵、福寿等中国民间传统元素,颇受客户青睐。能人治厂,经营“有方”,使得惠祥工厂在衰落中迅速复苏,短时间内步入鼎盛。日寇侵占近八年,国民党统治近三载,企业屡遭磨难,最后人走机停。新生政权使得工厂重现生机,曾经的“能人”却一步步误入歧途。
用人不当老号衰败　启用新人起死回生
　　与大华染厂不同,潍县惠祥工厂的商标设计,走了另一条“亲民”路线,主打中国传统的祥瑞、富贵、福寿招牌。
　　豪华宽敞的厅堂内,暖阳铺地,三个可爱的娃娃围在一起观赏金鱼；窗外枝绿叶翠,花开蝶舞,一派春光。“金鱼”谐音“金玉”。惠祥工厂的这枚“金玉图”商标,寓含金玉满堂、财宝盈室之意。
　　惠祥工厂的前身为惠祥号布庄。布庄创建于1930年,由李惠之、李骏声经营的“李述德堂”商号投资,经理为沈德俊,店址在潍县东关王母阁下。惠祥号布庄开始只是经销布匹,后来又购进脚踏铁织布机,在东关棘子沟街北首路东开办织布厂。鼎盛时期,织布厂拥有织布机50余台,工人80多名。同时,织布厂还联系外厂委托加工,产销两旺。
　　惠祥号布庄虽然经营红火,但沈德俊花钱大手大脚,惯于铺张挥霍,不仅没有盈利,反而连年亏损。到1934年,惠祥号布庄累计赔折7万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50万左右,已经资不抵债。股东李惠之、李骏声将沈德俊辞退,重新募股,改名为惠祥工厂。新招募的股东、蚨祥银号经理杜汇川担任总经理,起用原惠祥号会计丁东甫为经理,企业得以迅速恢复经营。
　　当时在大华染厂的带动下,潍县已经建起多家机器染厂。1932年创办的信丰染印公司规模扩张最快,到1934年已经有职工近200人。此外,还有元聚织染厂等厂家,竞争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惠祥工厂恢复生产不到一年,就重新打开了市场。其主打产品黑线哔叽、开司米以及各种条、格布等,不仅省内畅销,还远销到徐州、山西、天津等地。每处经销地,厂里都选派得力推销员常驻推销。牌子打出去之后,不少老客户直接来厂订购。
　　产品质量过硬,加之推销有术,惠祥工厂产品一时供不应求。来不及增设备、扩规模,他们便联系昌邑、寒亭、眉村等临近地区的乡村机织户,进行订货加工,俗称“放机织布”。生产旺盛时,周围农村为该厂加工的织布机上百台,工厂门口每天领纱、送布的人员络绎不绝。
费尽心机笼络客户　吃喝玩乐昼夜相陪
　　惠祥工厂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崛起,得意于李惠之、李骏声选准了一个能人——经理丁东甫。会计出身的丁东甫不仅责任心强、管理严谨、精于算计,而且头脑灵活、善结人缘、长于交际。
　　丁东甫为工厂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凡棉纱入库出库,以及漂染、浆纱等环节,均按规定手续交接办理；自织的布匹,须由管理人员一一在布上盖印标记；工人辞退或辞职时,对其携带的衣物进行仔细检查；学徒工夜间轮流护厂,打更巡逻。丁东甫自己平时吃、住都在厂里,常常熬到半夜才休息。
　　用能人,选干才,是丁东甫管理的诀窍。他选用的生产厂长张筱堂有魄力,肯负责,对全厂各个工序了如指掌,抓产品质量有一套；会计韩重辉忠诚可靠,严谨细密,是丁东甫的得力助手；李心亭、刘家镇、梅永桢三人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社交能力强,他们常驻徐州、天津、济南,推销产品,各自独当一面。
　　染布的关键一环是配色。当时颜料业不发达,颜料色系少,除了红、黑、蓝等主色外,要染出绛红、深蓝等其他颜色,常常需要配色,有的色需用五六种颜料配成,而配色技术都是各厂的机密。丁东甫物色了一位技术老手担任车间负责人,并兼染色配料师,经他调配的颜料染成的色布,色泽正而且靓丽,销路极好。
　　处世圆滑的丁东甫,笼络客户更有一手。各地来厂购买产品的新老客户,丁东甫不仅酒肉招待,而且“同吃、同住、同玩”,昼夜相陪,客户老板喜好什么,丁东甫就领着玩什么,可以说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那时的潍县城繁华如锦,灯红酒绿,不逊于南方的苏州,有的客户来潍县一住就是几个月。
　　与潍县大多数工商企业一样,惠祥工厂在“七七事变”前达到鼎盛。
拉拢腐蚀国企人员
群众检举依法惩处
　　日寇侵潍后,惠祥工厂染织生产停机,主要在天津、上海等地设布庄贩卖布匹。1941年后,其染织生产稍有恢复；抗战胜利,与大华染厂遭受到相似的命运,惠祥工厂生产、销售不仅没起色,反而逐年低落,人员渐减。到1948年潍县解放前夕,工厂停产,只剩丁东甫等4人守着死寂的厂房。
　　潍坊特别市成立后,惠祥工厂改名新新织布厂恢复生产。此时,一向精于算计的丁东甫却动了歪脑筋,打起从国有企业揩油的主意。
　　1950年4月,按照国家要求,为加强纱布市场管理,在国营潍坊大华贸易公司纱布经营部基础上,成立中国花纱布公司山东省公司潍县分公司(简称花纱布公司)。花纱布公司主要从事纱布批发经营业务,通过收购和委托加工方式,从私营布厂采购布匹,进行批发。丁东甫瞅准目标,放出钓饵:看电影、请吃饭、送礼品……花纱布公司成品科会计高傅缙一步步上了钩。没钱花了,他就伸手向丁东甫“借”。高傅缙要“借”五万(旧币),丁东甫慷慨地给他十万二十万,总是有“借”无还。高傅缙被套牢,丁东甫开始无休止地索要高额回报。每次为花纱布公司加工布匹,丁东甫所用颜料、漂粉等原料价格都远远超出市价,高傅缙乖乖照单结账。用同样的手段,丁东甫又钓住了花纱布公司门市部负责验货的裴汉照。凡是新新织布厂所产布匹,裴汉照不管质量好坏,一律放行。
　　屡尝甜头的丁东甫胃口越来越大,这些小人物放的油水已难以满足他的贪欲。此后,他又先后将花纱布公司成品科科长宋德兴、经理郭占云等拉下水。丁东甫担心被街道群众检举,套牢了街长刘新田；害怕被自己厂里的工人揭发,又对派驻的工会干部姜士忠下了手。他自以为天衣无缝,便明目张胆干起来,不仅匿报原料价格、偷工减料,而且盗用公纱、囤积倒卖,大量获取非法利润。但丁东甫再精明,也逃不过群众的眼睛。1952年,在群众检举揭发下,丁东甫被依法惩处。
　　这期间,新新织布厂大股东李惠之因匿藏从淮海战役败退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帮助其出逃青岛,也被依法严惩。
　　1952年末,新新织布厂与国营福顺、复成织布厂合营,改为公私合营兴华织布厂,后来几经合并,于1966年成为国营潍坊织布二厂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