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利迪尔与其他在津英美等国侨民遭日军软禁,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多后,又被转押往千里之外的潍县集中营。高墙、铁网、哨塔……等待他们的,是更严酷的囚禁岁月。
美英正式对日宣战　利迪尔在津遭遇日寇软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和欧洲战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蓄谋已久的太平洋战争,美英正式对日宣战。
　　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损失惨重。此前,在美国的一些日本侨民屡屡窃取美军情报,已经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借此理由将侨居旧金山等地的6万多日本人集中到洛杉矶附近指定地区,不准与外界联系。为报复美国的这种做法,日本政府立即命令侵华日军,将中国沦陷区内所有美、英等国的侨民进行软禁、关押。
　　很快,天津英、法租界的大门被日军封闭。12月11日,两名荷枪实弹的日军闯进了利迪尔在法租界租住的公寓内,一阵翻箱倒柜,没收了他与同伴的收音机。接下来的几天,所有美、英等国侨民接到通知,必须到日本在天津的军事总部登记,交代自己包括财产、银行账户等在内的详细资料。
　　1942年1月15日,日军将在天津的美、英等国侨民全部集中到英租界,利迪尔搬进了租界内一位牧师家。从此,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英租界的大门之内,除了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不许与其他中国人接触；通信受到限制,家乡亲人的音讯完全隔绝。利迪尔想方设法将信件寄给重庆的侨民朋友,请他再进行转寄。
　　这年4月,居于加拿大的芙萝终于接到了丈夫的信。利迪尔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和朋友们愉快地住在天津”。这封不到百字的“平安”信,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据大卫·麦卡斯蓝记述,利迪尔重庆的朋友收到信后,“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送,洛杉矶一家无线电通讯短波电台收到后,用打字机打出来,再转寄到加拿大”。
有钱侨民贿赂遣返官员　一再错失回国机会
　　“部分侨民将被遣送回国”——进入炎热的夏季,这个令侨民们期盼已久的传言,很快成为事实。
　　1942年7月,通过中立国瑞士,美国与日本政府达成了互相遣返对方部分侨民的协议,英国和加拿大侨民也列在被遣返范围之内。8月9日,利迪尔写信告诉芙萝,自己已经在遣返回国的名单上登了记。
　　收到利迪尔的信,芙萝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到了11月份,还是没有利迪尔的消息。芙萝担心,是不是遣返的船只将他们带到南非弃之不管,需要英国或者加拿大方面汇去钱款,才能买上船票继续回返?芙萝从她一位朋友收到的信中得知,朋友的女儿在上海等待下一班轮船。
　　芙萝的期望最终化为泡影。当时,天津第一批遣返的侨民满怀希望地等待乘上火车,到上海集中转乘客轮回国。他们不知道,上海一些有钱的侨民贿赂了负责安排遣返的官员,挤占了他们的名额。从夏季等到初冬,利迪尔他们一直在希望中等待。事实上,利迪尔没有列入天津第一批被遣返侨民名单。尽管瑞士领事一再承诺,所有请求遣返者应该都能回乡,但第一批不见动静,利迪尔他们排在后面的,希望就更为渺茫了。
　　在充满焦虑的漫长等待中,新的一年来临。随着元旦钟声的敲响,包括利迪尔在内的天津美、英和加拿大侨民,满怀的希望彻底变成了绝望。

转押潍县集中营　落入高墙铁网围困的囚狱
　　这时,让他们陷入绝望的还有一个曾在侨民中间疯传、而今得到证实的坏消息:所有在天津的“敌侨”,都要被移送到山东的潍县平民集合中心。
　　潍县平民集合中心,日本人称为“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潍县集中营。1943年3月17日晚7时许,利迪尔与将近300名侨民在天津一所旧军营集合。日军规定,每个侨民只准随身携带两只箱子。日军士兵对他们身上所带东西,包括箱子,一一翻开仔细检查。晚9时,利迪尔他们拖着行李走了近两里路,到达天津火车站。
　　临近午夜,列车驶出车站,扑入一片黑暗中。漫漫长夜里,对将到之地的担心和恐惧,加上老年人的呻吟、孩子的哭闹,使这些侨民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10点半,列车抵达济南。利迪尔他们换乘东去的火车,于下午3点半到达潍县火车站。
　　在潍县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一脸凶相的日本士兵。在日军监视之下,利迪尔帮着同伴将行李扔上日军的卡车。他们与行李一起挤在车厢之中,冒着寒冷的风,穿过乡村,颠簸近5公里路,来到了他们的“新家”。
　　这是一所高耸的灰墙围绕的大院,带刺的铁丝网盘绕在墙顶,周围角落的塔楼成了日军的哨塔,设有探照灯和机关枪。利迪尔发现,尽管在大院正门上方写着“乐道院”,但这里比天津软禁之所更加严酷,他们进入的是一座囚狱。
　　进入大院,眼前的景象更令他们失望。那些让他们感到亲切的欧式风格建筑,外表看上去还不错,但进入房间,他们的心一下子凉了:里面一片狼藉,显然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痕迹。其中的乐道院医院,在日军全面侵华前曾是华北最好的医院之一,眼下暖气系统、消毒蒸汽管以及所有水管,全被切断,墙上留下好几个大洞,X光机、手术床等手术设备被掠抢一空,尘土、泥灰、污物遍地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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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任教期间　与一加拿大姑娘结良缘
　　从1925年8月开始,在新学书院任教的10多年间,利迪尔以他出众的才华,极强的责任心,热情而随和的为人,风趣幽默的讲课,赢得了学生的喜爱。
　　在天津期间,利迪尔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1934年3月,32岁的利迪尔与21岁的芙萝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登上了3月27日《京津泰晤士报》的头条。
　　利迪尔与芙萝第一次见面是在天津英文学堂,当时芙萝还是英文学堂的学生。芙萝父母是加拿大人,她与利迪尔一样在中国出生。17岁的少女芙萝充满活力,“即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理由,也会开心十足地大叫大跳”。
　　两人相识后,因为多次共同参加一些活动,渐渐熟悉。芙萝被温文尔雅、和善亲切的奥运冠军利迪尔所吸引,利迪尔也喜欢上了这位美丽大方、活泼开朗的小姑娘。经过两年多的恋爱,两人于1930年芙萝回加拿大接受护士训练前订了婚。
　　利迪尔与芙萝婚后的第二年,大女儿翠西出生。1937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海瑟来到人世。1941年5月,怀有身孕的芙萝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加拿大。利迪尔1942年1月在天津被软禁时,小女儿莫琳出生才4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