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近日,南宁江宁区发布报告称:近年来,江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经分析,专家认为,教育、医疗、文娱等已成江宁人口生活质量的“短板”,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本报今日A16版)
　　在平权呼声渐响的时下,“外来人口影响生活质量”的说法,俨然是在排外,倍显刺耳。它沦为舆论鞭挞的靶心,在所难免。
　　可细究之下,或可发现,所谓“排外”,也许是源于断章取义式解读:须厘清的是,专家的“外来人口过多,影响生活质量”结论,只是种纸面推演和专业分析,着眼点是人口增多,对资源分配额度的冲击；而“可能”“一定程度上”等副词,也留下置否的余地,言下之意,这些负效应并非盖棺定论。
　　平心而论,将这跟歧视扯上边,可能是误读。专家的分析,不无道理:社会生活中的基础设施等,终究有限,人口陡增,难免带来分配时的“僧多粥少”局面。不过,这种单向度的评判方式,未免有些狭隘。公众对其抨击,并非全然出于神经敏感,而是对片面的评价思路不买账:为何只渲染外来人口的“负效应”,对他们的正面价值却选择性忽略?资源紧张,果真就是外来人口惹的祸?
　　应该看到,在开放化的社会,人口流动,已是种寻常的景象。任何城市,都应敞开大门,有着包容外来人的雍容气度。事实上,外来人口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恰恰相反,他们为城市补充了能量,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色彩。若非许多外来农民工的辛勤劳作,做着“脏乱差”的活儿,城市里的建筑何以高耸,道路何以铺平?他们的贡献,不应被遗忘。从廉价劳工中获益,却转过身说他们“影响生活质量”,是否太过功利?
　　将资源的分配紧张,归结为“外来人口多”,也充斥着“本地人”烙印下的身份优越感。户籍有别,可“外地人”“本地人”的二元论标记何必那么分明?遗憾的是,限制外来人口,成了某些管理者的“傲慢与偏见”。每到两会,总会有“遏制外来人口”“控制外来人口规模”的议案被提出。
　　外来人口不是城市的“包袱”,而是对城市空格的填补、文化性格的丰富。城市当以更亲切的姿态,拥抱他们,而不是等过年时早餐荒、保姆荒袭来,才想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