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A9版,本报以《一铲下去,挖出两块清代石碑》为题,报道了潍城区月河路与卧龙西街交叉路口西侧,施工人员在施工修路时挖出两块清朝年间的大石碑,此石碑为清代翰林院侍诏加一级太学生郭理庭和她的夫人合葬的墓志铭。报道发出后,家住奎文区虞河路市轴承厂宿舍的郭用闻老人联系到记者激动地说,通过对比他们的族谱,他确定郭理庭是老潍县郭宅街郭氏家族11世人,是他高祖的爷爷。“我是郭理庭的后人,我们一直不知道祖辈的墓穴在哪里,现在终于知道了。”郭用闻老人对记者说。
通过郭氏族谱确定石碑主人身份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奎文区虞河路与胜利东街交叉口南侧的市轴承厂宿舍3号楼。在郭用闻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厚厚的三本郭氏族谱。“这三本族谱是去年我们家族重新翻印的,分为一、二、三本,里面记录了我们家族的历史,谱上记载了5000多人。”郭用闻老人对记者说,他可以确定,《潍坊晚报》上报道的修路挖出的两块石碑,就是他们老潍县郭宅街郭氏家族11世郭理庭的墓志铭。
　　郭用闻老人打开了其中一本郭氏族谱,翻开其中一页,上面赫然写有“守经”的名字,并详细记录着其出生年月等。上面写有:“守经为鸿燮次子　字理庭　号兰航太学生　册封登仕郎翰林院待诏加一级　册赠文林郎顺天府三河县知县……生于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日亥时　卒于道光元年三月十八日卯时　享年七十一岁　配诸城县王氏　册封孺人　册赠安人　生于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亥时　卒于道光元年十月初十　享年七十三岁　生子二　续汾　衍汾。”这些记录与石碑上记录的一部分文字相吻合。
　　“郭理庭就是我们的直系祖。”郭用闻老人又给记者看了族谱中的其他内容。上面记载,郭理庭有两个儿子,为续汾、衍汾,还有五个孙子,为梦渭、梦龄、梦惠、梦星、梦云。郭理庭的大哥没有孙子,他把孙子梦龄过继给大哥为孙,梦龄是郭理庭的孙子中最优秀的一个,族谱上记录着梦龄是道光葵未科进士第三十二名　殿试第二甲第四十八名　钦点即用知县分发直隶宣化府龙门县知县……咸丰辛亥年升至山西布政司布政吏　两次署理山西巡抚。看到这些,记者想起,在石碑上的碑文中确实有郭理庭儿子续汾及其孙子梦云、梦惠、梦星的名字等。
郭氏后人文化名人多,将续新族谱
　　郭用闻老人对记者说,他今年66岁,是老潍县郭宅街郭氏家族第17世。他少年考入市工艺美术学校,受教于郭兰村、徐培基、田翔千等老一代画家。中年又考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深造,喜画人物、花鸟,他创作的国画、风筝等多次获奖。
　　在上世纪80年代时,郭用闻老人就开始研究他们家族的族谱,郭氏家族的后人非常多,到现在最少有1万多人。通过研究族谱他发现,他们的祖辈多是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有的身居高官位。现在他们的后人中,有艺术家,也有大学教授。但这三本族谱只续到1936年,很多郭氏家族的后人还没有被续上,所以,他们开始续新族谱。
　　郭用闻老人还说,他们郭氏家族的后人,通过族谱都对郭理庭有一些了解,族谱上也记录着,他的墓穴埋在“城北卧龙桥庄”,但他们一直不知道墓穴的确切地址,直到看见《潍坊晚报》的报道后,他们才知道了祖先郭理庭的埋葬地。他表示,他会同其家族的部分后人一起到现场祭奠先祖,对于被挖出土的墓志铭,郭用闻老人表示,此碑有文史研究价值,他希望收藏在郭味蕖美术馆,保存收藏并研究。
石碑被妥善安置,有较高研究价值
　　潍城区文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已到现场查看了那两块石碑,经过考证,这两块石碑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他们已妥善安置,正在进一步研究。
　　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对记者说,经他深入研究,这两块石碑的主人确是潍县郭氏家族子孙。志文的撰写者,与志主郭理庭为中表兄弟,属于潍县陈氏世家子孙,其官职为奉直大夫、四川合州知州、前射洪县知县、己卯科同考官、己酉恩科举人；志文的书与志盖的篆书者为:进士奉政大夫直隶易州直隶州知州署保定府知府前翰林院的官员。此志属于清代登仕郎翰林院待诏郭理廷与其夫人王氏合葬之墓志。通过石碑上的志载,郭理廷,本名守经,理廷是其字,古人撰写墓志往往避人名讳而称谓其字。郭守经为潍县郭氏世家子孙,墓志记载其远祖本河北高唐,后世于明代成化年间前来潍县。潍县始祖为郭礼,三代至户部尚书郭尚友,家族大显；曾祖一玘官户部江南司主事；祖岩为官平越府知府；父鸿燮官大理寺丞；前母陈氏为志文撰者陈廷钰之姑母。郭之生母为韩氏。郭守经夫人为诸城望族王氏世家,岳丈姓名王元奂,官通山县知县。
　　孙敬明说,通读了石碑上所有的志文,他认为潍县郭氏世家,家门注重教育文化,子孙多有成就,且与地方官员关系交往密切。如郭尚友与潍县令周亮工,郭伟勣兄弟与郑板桥、郭守经与莱州知府高先生等,均是急公好义,有益于地方乡里。郭守经老年归里,精心构筑园林,亦属传承家风,当年郑板桥住潍县时即“爱看修竹郭家园”。这对研究潍县园林历史可谓补充之重要资料。墓志记载文献与地方志乘所阙疑,有助于研究潍县与周边区域文化,诸如:世家、联姻、职官、名士、教育、科举、祠庙、建筑、园林、谱牒、封赠、教化等。所以,这两块石碑的出土,有非常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梅　实习生　潘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