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铁蹄沿胶济铁路踏入山东腹地,一路烧杀抢掠,横行无忌:持枪荷弹闯入铁路附近村庄,抢粮食,征车辆,动辄开枪动刀；所到之处,奸淫妇女恶行不断,杀人放火事件频仍。亲临现场调查的外交部特派员愤然而书:“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靖”。
刺死车站职员偷埋,擅自拘押铁路巡警
　　日军所到之处,横行无忌。1914年9月19日,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接到报告,日前高密一名邮差前往胶县,路遇日军,无辜遭到殴打,所带邮件被撕毁抛撒。
　　几天后,又有报告送到张树元案头。高密县知事王达呈报,该县东北乡各处,有自称日人者数十人,乘机抢掠。9月22日,日军中校山口毅带十多人到高密检查邮电,乱翻一通,将旧存电稿全部搜去。
　　日军9月25日晚闯进潍县车站刺伤的职工,一直下落不明。伤者叫李天训,系车站电报员。张树元派人多方寻查,三天后在车站西北一片坟地内发现了尸首。经医官检验,为刺伤左肋致死。据调查,李天训被刺伤后不治而死,日军遂偷偷埋于附近坟地。张树元命部下与日方交涉,他们当场口头承诺查办行凶之人,却再没了下文。
　　10月5日下午,驻高密铁路巡警局的3名中国巡警行至车站附近,被占据高密车站的日军拘留。恰在此时,王达陪同外交部特派交涉委员荫昌到车站交涉日军拘押姚哥庄村民一事,便将巡警局的巡警官叫来查问。巡警官说,3名巡警“系前往散步”,只是“已靠近前次失物之房”。而日军中尉冈崎称,他们“已入车站草帐子之内”,此处是“前次失物之房所在,不但不应入,且犯窃贼嫌疑”。
　　当时的高密车站,以秫秸、木棒扎的草帐子作围栏,四周是空旷的田野。几天前,车站内曾丢失过物品,日军便以此为借口将3名巡警拘押。荫昌与王达一再解释,并承诺回去由巡警局严办,冈崎才松口释放被拘的巡警。
追赶村妇施暴被围,疯狂报复焚烧村庄
　　10月5日清晨,驻高密姚哥庄车站的3个日军士兵,持枪来到附近的姚哥庄村。村里一李姓妇女外出走到村头,猛见不远处迎面而来的几个日本兵,吓得慌忙折回,就近逃到王丕文家,日兵随即尾追而入。
　　进入王家院内,一日兵持枪向屋里闯,王丕文出门阻拦,日兵一枪刺去,正中王丕文面部。王丕文大声呼救,邻居纷纷赶来相助。赤手空拳的村民哪是3个日兵的对手,王寿龄腿部中弹,王丕顺被枪托砸伤。
　　枪声、呼救声、叫喊声引来了更多村民,大家一呼百应,人越聚越多。日兵见势不妙,夺路而逃。一日兵逃窜不及,脸上挨了几拳,被几个小伙子抓住,剥下军服,看押起来。
　　庄长鞠可立闻讯赶来,劝村民将日兵释放。这时,逃回车站的日兵领着10多名日军杀回姚哥庄。日兵被释放,鞠可立不住地赔罪。日军仍然不肯罢休,将5人押走,其中包括庄长鞠可立和受伤的村民王寿龄、王丕顺。
　　高密县知事王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姚哥庄调查安抚,自己陪同交涉委员荫昌赶赴高密车站。日军中尉冈崎刚刚答应释放被拘的巡警,再问此事,极不耐烦。冈崎含糊其辞,草草将荫昌和王达打发出去。10月6日,张树元接到报告,知大事不好,即与驻胶县日军的一军官武见联系,协商解决。
　　这年35岁的张树元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武见熟识,武见答应次日早晨赴高密车站。10月7日一早,王达、荫昌与武见会面后,方知日军已赶往姚哥庄。三人立即乘坐铁路摇车,急奔姚哥庄。等他们赶到时,80多名荷枪实弹的日军已将村庄围住,拘押村民70多人,正在放火焚烧民房。
　　武见居间调停,王达一再赔罪,并当场对村民进行训斥,日军才勉强答应,允许村民将火扑灭,释放拘押的70多名村民。
　　日军虽然撤去,但被押的5人已经押往胶县日军营地。当天,荫昌与王达随武见赶到胶县,与日军队长冲三雄交涉3个多小时。冲三雄坚称,村民打伤了日兵,有伤日本帝国军队体面。荫昌解释道,“虽系彼此误会致起冲突”,但日军“由于轻用刀枪,先伤民人”,“我民人无论对于何人有违法行为,应由地方官按律讯办”,王达只好又再三赔罪。
　　最终,冲三雄也没有答应荫昌、王达将被押者带回。冲三雄声称,王寿龄已供认不讳,王丕顺尚未排除嫌疑,暂行关押,审结后将分别处以拘留或徒刑；庄长鞠可立等已释放。
上层派员实地调查　入侵日军罪行累累
　　日军的罪恶行径引起了上层关注。10月26日,外交部特派员王鸿年率司法部参事林志钧、北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翁敬棠一行,在日本驻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船津辰一郎陪同下,赶赴潍县,进行调查。
　　潍县调查结束后,又沿铁路线赴高密、平度、昌邑、安丘、昌乐、益都、临淄等地。此时青岛德军与日军正在作战,王鸿年一行东至胶县而返。每到一地,他们走村下乡,到被害地点勘查走访,共调查案件35起。
　　11月中旬,王鸿年满怀悲愤之情离开山东。途中,他奋笔疾书,写下近两千字的调查报告。他们回京呈报外交部的调查材料,仅调查记录、财产损失就订成厚厚的两册。这两册原始材料,可能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卷宗中,也可能已经流失或损毁。从收入《中日关系史料》一书的调查报告中,日军罪行可见一斑。
　　其一:杀伤百姓。日军侵入胶济铁路附近村庄筹粮征车,与村民发生冲突,动辄开枪动刀,“既伤人命,或弃而不顾,或挖土掩埋。又有以数十金给与尸主,捏立字据,强令具结了事,危词恫吓,不令报官”。究其原因,“或由调戏妇女,男人以羞辱难忍,出而阻拦；或由强取零物,贫户以顾惜资本,偶于计较……”
　　其二:奸淫妇女。调查日军所经过的村庄,根据乡董、庄长等反映,日兵奸淫妇女的罪恶村村皆有。然而,被害妇女因顾及名节,便忍辱吞声,家人也羞于外讲,“故调查所及强奸、轮奸案件,不过数起”。
　　其三:抢掠财产。王鸿年等经过的各县,财产损失无处不有,而“如强取鸡只柴草等物,人民多以为物甚微,不来禀报”。因涉及面广,来不及现场调查,王鸿年命各地调查后,逐级上报。
　　其四:掳捕放火。日兵与乡民发生冲突后,回去捏造、夸大事实,日军便再派军队进村报复,“掳捕百姓,惨刑拷打,勒令供招,迫取供词,为将来抵赖之用”；“要求不遂,燃火引油,烧毁房屋”。
　　“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暴横之尤,毫无人理”、“惨状何堪”、“惨目伤心”……此类愤懑之词,在调查报告中屡屡出现。激愤之余,王鸿年慨然陈辞:“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