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济铁路沿线守备的日军,发现踏入铁路两侧所谓“禁地”者,一概严行盘查,稍有怀疑,即行拘捕；夜间巡逻,一遇风吹草动,便不分青红皂白开枪乱射。村民无辜被杀伤,日军又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诬其盗割电线、破坏铁路。沿线百姓饱受伤害,苦不堪言。
兄弟夜晚看守菜园,途中遭受枪击毙命
　　30岁的高小留与24岁的高鸿鸣吃罢晚饭,照例拿上土枪,背上棉被,来到铁路北侧自家菜园中守夜。当两人行至铁路附近时,突如其来的枪响,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这天是1917年4月17日,开枪者为日军昌乐守备分队的石森主等人,死者是昌乐县高家河村村民。当晚石森主等3个日兵从昌乐出发,沿铁路线向西巡查,过了小丹河桥,夜色中发现附近有人走动,不分青红皂白,开枪便击。
　　第二天一大早,死者尸体被同村看菜园的村民发现,赶忙告诉了他们的家人。家人见高小留、高鸿鸣在铁路边被枪打死,猜测肯定是日军所为。这些年来,铁道附近被日军枪击伤亡的事情,时有发生。
　　事关命案,家人立即赶去县公署报告。因为案发日军管辖区域,昌乐县知事黄春熙告知坊子宪兵分队昌乐派出所所长岩间淑孝等,一起前往勘验。
　　勘验结果,高小留尸横铁路轨道旁,在铁路与人行横道交叉口偏西约10米处,身上有两处枪伤,身旁有棉被一床、铁耙一把；高洪鸣尸体在铁路以北、人行横道西约10米处的电线杆一侧,头西脚东仰卧,受子弹伤一处,身旁有大棉袄一件、双筒土手枪一支。岩间淑孝从高小留衣袋内搜出铁钥匙一把,与菜园小屋的铁锁相配。
　　按照程序,黄春熙将情况报告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唐柯三。4月21日,唐柯三向日本驻济南领事官林久治郎发出照会:“据此查此案,该庄民高小留、高鸿鸣二人赴园守菜,系为农民务业正当行为。虽在黑夜,偕行者仅只二人,对于该守备日军相距数丈之远,并无若何危险之嫌疑。该日军如不令穿过铁道,尽可呼之,何竟以敌人相待,开枪射击并置于死地?”
　　照会声明,“查日德青岛战争早经终结,日军以守备之期间仍持战时之态度,致使胶济路沿路居民断绝交通,动招危险,不但有背万国之公法,且甚碍中日两国之亲善。此等案件从前屡屡发生者,尚未得正当之解决,不谓今又继续出现,本特派员实深遗憾。相应照会贵领事即烦查照,将该加害日军等予以严重之处分。加意注重严令沿路守备日军,变易暴力之行为……”

日人肆意颠倒黑白,污称两人盗割电线
　　对于高小留、高鸿鸣被枪击致死一案,日方却颠倒黑白,污称两人系偷割电线。林久治郎以照会回复唐柯三,坚持己见。6月4日,唐柯三再次照会林久治郎,对其说一一辩驳。
　　林久治郎称,两人足攀电杆痕迹明显。唐柯三驳道,查高小留尸体离电杆约数丈,高鸿鸣尸体头与电杆齐,如果足攀电杆中枪,堕毙其头应离电杆有段距离,怎能与电杆相齐?况细察电杆上木片并无显露新剥痕迹,亦无足攀之处；细察电线上,不但无切断痕迹,并无折弯之处。
　　林久治郎称,两人持有手枪。唐柯三驳道,查乡村防夜类用中国式之土枪,装砂药威吓土匪,成为习惯。被害人高小留等看守菜园故有此物,且当场验明。
　　林久治郎称,步兵三名闻盗割电线声音,潜至藤树中,遭两人拒捕枪击后才开枪。唐柯三驳道,此案发生于阴历闰二月二十六日夜,气候甚凉,风力甚大,电线有声响,亦系风力所动,竟于疑似之间枪毙过路农夫,未免惨无人道；凡属窃盗怕被人知觉,无不心虚逃避,怎敢开枪拒捕。况日兵称潜伏树中被枪击,该民又怎么能拒捕?　
　　林久治郎称,两人持有供切断电线所用的铁耙一个。唐柯三驳道,铁耙系供菜地松土所用,长不满三尺,举手不及电线,且无锋刃,岂能为切断电线之用。现场勘验时该宪兵所长由高小留衣袋内搜出铁钥匙一把,到其菜园屋开锁验明相符,高小留身背棉被一床,高鸿鸣身着棉袄一件,即此种种证据足充分证明其为看守菜地而来。该日官将钥匙一层隐匿不报,实属为故意湮灭有力之证据。
　　此案后来呈报外交部进行交涉,至于结果如何,未见资料记载。

稍有动静即行开枪　守备报告自露马脚
　　在铁路沿线巡逻的日兵,一般三两人一伙,发现踏入铁路两侧“禁地”者,一概严行盘查,稍有怀疑,即行拘捕。遇见荷枪实弹、哇啦哇啦乱叫的日本兵,胆小者往往吓得惊慌而逃,日兵便开枪射击。特别是在夜间,稍有风吹草动,日兵就举枪乱射。在青岛守备队的《守备旬报》中,有这样的记载:
　　“8月31日,在潍县南流附近,宪兵在巡察中将村民误为土匪,开枪击伤。”(1916年8月下旬《守备旬报》)
　　“7月25日夜,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沿路监视。在潍县至安丘的路上,晚11时许,发现两名男子进入路边小径,向铁道方向奔去,在电杆旁不远处停下,向周围观察,似要切割电线。宪兵上前呵斥、鸣枪,一人被击中,一人东逃。佐藤在附近搜索发现,一人影向南逃走,断定是以前逃跑之人,便开枪射击,子弹贯通膝盖。受伤者为王尔庄人,父亲王春五,63岁；儿子王雷,17岁,父子晚上因饥饿去偷南瓜。查其家中,有十多个南瓜,家中人全部逃走。27日,两人在坊子医院住院,生命无忧,但王雷将来腿跛。同日,宪兵队长峰中佐与潍县知事会面,待伤者出院后赔付10个银元。”(1917年7月下旬《守备旬报》)
　　原来,潍县等地1917年春季遭受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树叶、花瓣、树皮、草根等,皆成食物”,死人无数,以至“饿殍遍野,野狗觅尸,村村哀鸣”。好不容易熬到夏天,王春五家食物难续。不得已,年过六旬的王老汉与儿子趁夜去偷南瓜,不料遭到此难。
　　日军的《守备旬报》中,不仅有关铁路“安全”的事项记录详细,对于中国地方的一行一动,也详尽报告,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间谍的职能。1915年3月下旬的《守备旬报》,就有这样的文字:
　　“3月22日午前7时许,支那人7名牵引50头马匹从潍县出发,西行至昌乐尧沟。”
　　“3月22日午前8时30分至9时间,中国骑兵82骑(内将校6名),自济南向潍县行进,将校带刀。”
　　“3月22日午前7时许,支那人3名牵47头马匹从昌乐尧沟东行。”
　　甚至连疫病、灾害等情况,都一一写入报告。如1917年1月上旬《守备旬报》记,“天然痘及假痘蔓延,高密、坊子猩红热开始发生”；3月中旬《守备旬报》称,“铁路沿线痘疮依然扩散”；5月上旬《守备旬报》载,“出现旱灾,农作物大多枯死,百姓饥饿难耐,谷类价格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