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埃斯普马克,1930年2月19日出生,瑞典著名诗人,曾17次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出版有十一本诗集,八本小说包括《遗忘的年代》系列小说七册,以及最近出版的《伏尔泰的旅程》,七本评论集(最著名者为《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
　　莫言获奖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都来到中国。两人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书来的(马悦然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埃斯普马克的七卷本小说《失忆》首部),但抛向他们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莫言的。23日,埃斯普马克和《失忆》的译者万之与几家媒体的小型见面会,基本成了“莫言专场”,所幸,作为一名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埃老的回应又超越了目前的“莫言热”,回归到文学本身。

解密秘史
鲁迅曾谢绝诺奖提名
　　林语堂、刘半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沈从文去世前曾上“五人名单”。

　　针对外界有很多传闻说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和沈从文都差一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疑问,埃斯普马克当天对在场的记者表示:“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鲁迅。问题是,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将他看成一个作家。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鲁迅。当时瑞典著名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动人。他们找到刘半农去问鲁迅,鲁迅说‘我不想得奖,我还不够格’。鲁迅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后来他去世了。”
　　记者接着问道:鲁迅被提名的时候是哪一年呢?埃斯普马克说:“他没有被提名,是我们去问他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提名不够,许多好的作家都没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笔会、作家协会、前诺奖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是许多好的作家没有被提名,然后诺奖评委会自己会提名候选人。”
　　埃斯普马克向记者表示,后来,沈从文被提名了。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诺奖有一个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几年前马悦然告诉上海的一家媒体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我想如果他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会获奖。在5人名单上他是评委最喜欢的一个。”他说。
回应质疑
诺奖从无“政治企图”
　　没向瑞典驻华使馆询问过老舍,文学院从不听命于政府。
　　“此后,在1968年,中国作家老舍也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埃斯普马克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在考虑颁奖给一些亚洲作家,但激烈的讨论却持续了六七年,在此期间一些作家陆续辞世,其中就包括1966年去世的老舍。最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针对有传闻说,因为当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瑞典学院在1968年给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写信询问老舍的情况的质疑,埃斯普马克回应说:“不对。我们很小心,基本不会和任何政府机构接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瑞典学院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它不会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会接受政府的一分钱资助。政府也很高兴这样,这样它就不用为学院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学院做出的很多决定一些政府可能会不喜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我们在讨论索尔仁尼琴,这是我知道的瑞典学院惟一一次去和大使馆联系,他们问驻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如果把奖给索尔仁尼琴,会不会给他个人带来人身危险。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给他个人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奖。瑞典学院不想让这种情况重演,所以他们问瑞典驻苏联大使馆,但强调只是考虑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其他。大使馆回答说索尔仁尼琴不会有风险,但这可能会影响苏联和瑞典两国的外交关系,但瑞典学院回答,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索尔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选。这是瑞典学院不会听命于外交部门——即政府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埃斯普马克向记者透露: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与“政治效应”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
关于莫言
埃斯普马克　幻觉现实主义堪称莫氏独创
　　(诺奖颁奖词中)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iona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
　　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人们还讨论了其他人的影响,比如鲁迅,比如福克纳,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就是高密。就像鲁迅也有自己的鲁镇。
　　但是,高密与约克纳帕塔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我看来,莫言在他所创造的高密中所做的是将世界上的不同地域集中起来。在高密没有沙漠,但在莫言的高密有。同样,历史也在他的作品中凝聚起来,其中有二战的历史,也有当代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一本书就像一个微观的世界,有自己的条件和状况,你可以进入其中体验。文学世界是一个双重世界,它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会强迫外在世界显形,展现它的面目,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打开我们的眼界。例如,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我们用卡夫卡的眼睛来看世界,会发现我们从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文学的这种双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学常常被政治辩论所掩盖,人们常常忘记了文学是一个自在的世界。
年内收入或达两亿,将成中国作家首富
　　有人估算,获奖后的莫言,今年的收入将达到两个亿,绝对的中国作家首富。
　　莫言的第一笔收入是约合750万元人民币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可以免征个税。
　　更大的一块收入则来自于莫言作品的版税收入。
　　10月17日,在莫言获奖后的第7天,莫言的新作《我们的荆轲》面市,首批发行20万册。“这本书原本计划在10月底上市,得到莫言老师获奖的消息之后,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硬是把时间提前到了10月中旬。新书发布前,责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莫言作品在国内唯一全版权签约商——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精典博维”)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其介绍,即将出版的全套20部作品的《莫言文集》,准备印刷上百万册,整体定价大概在700元至800元。按照100万册,每套700元来算,《莫言文集》的定价总额就有7亿元之多。
　　此外,按照精典博维的原定计划,今年还将有四本莫言的新书面市。
　　《莫言文集》能给莫言带来7000万元的版税收入；《我们的荆轲》等五本莫言新作,按照《我们的荆轲》36元的定价、每本220万册的销量计算,则能给莫言带来近4000万元的版税收入。仅新书版税一项,莫言即可获得1.1亿元的收入。
　　除此之外,还有影视版权改编费。莫言获奖后十几个小时内,就有20多家电影公司向精典博维询价。
　　莫言的超高关注度,国内目前确实无人能及。莫言用手机发条微博,几天之内就被转发5万多次,许多网友甚至对莫言用什么牌子的手机都大加讨论。莫言数年前创作的一部电视剧剧本,一直没有开拍,获奖后第二天,已有人出价120万元买这部手稿。
　　如果再加上已出版作品今年的版税收入、海外版权收入等,莫言今年的收入达两个亿,似乎不成问题。

抨击传闻
“贿选”完全是胡说
　　马悦然仅是18名院士之一,没有人可以独自决定诺奖归属,此次来华与莫言获奖无关。
　　现场记者向他提问:马悦然最近对媒体说有中国官员试图贿赂他,你听说过吗?
　　埃斯普马克回应说:“这完全是编的,我听说过这个传闻,但这完全是胡说。没有人试过,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我还听过传闻说马悦然在诺奖评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个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里面,他只是18个院士之一。”
　　他向记者表示,艰苦的工作是由这五人小组做的,他们负责提名的工作,将提名缩小到20人,然后将提名人的简介和作品交给其他人,到5月底这个名单缩小到五个人的短名单,整个学院所有人夏天的工作就是去读这五个人的作品。
　　埃斯普马克解释到:他们会提出五个人的短名单,但是他们不能决定获奖者,决定由18名院士共同做出。任何一种关于某一个人可以决定诺奖评选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曾经有一个传言,关于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院士,传言说他是评委中很强势的一个人,所以许多获奖者得奖后会专程到他家去感谢他,他们不知道他其实是投了他们的反对票的。如果你见过这18个院士,就会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智慧、很有主见的人,你就会知道关于其中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说法是多么荒谬。
　　记者问到:莫言获奖后,你和马悦然恰好都来到了中国,这是不是也是诺奖的一个“政治效应”?
　　埃斯普马克说:“这其实是一个巧合。我来中国是三月份就收到了邀请,来谈瑞典诗人马丁松的《阿尼阿拉号》。正好我的小说《失忆》在这个时候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
　　本报综合新华社、《新京报》、《中国经济周刊》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