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02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潍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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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成抗战文艺大本营
201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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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成抗战文艺大本营
  抗战时期的延安城街道。
  1944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初次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封面。



  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七七”事变爆发后,坐镇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主席,指挥八路军浴血奋战。在国家危亡时刻,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层层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他们中有一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存在错误倾向。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中,不乏潍坊人的身影。
成千上万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同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在新闻电讯中,向全国发布通告,指出必须实行全民抗战。坐镇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主席,指挥八路军浴血奋战,直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在国家危亡时刻,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层层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当时,延安既是全国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也是抗战文艺的大本营。那一队队、一群群能写善画的,吹拉弹唱的,登台扮相的,有些还是国内知名人士,汇集到延安后,给延安文艺百花园带来生机盎然的可喜局面。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存在错误倾向。加之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加剧,某些文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人中许多问题表现出来。有的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躲在窑洞里,热衷于外国古典文学研究,对抗日战争漠不关心。也有人抱着旧的世界观、旧的思想感情,来对待新的环境、新的群众,对待革命的文艺事业。更有甚者,对火热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反而提倡“暴露”文学,来“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写了一些攻击、污蔑党,歪曲解放区生活的作品等等。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家争先恐后发言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分三次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飞机楼”底层南厅召开。
  第一次会议于5月2日下午1点多举行。到会的各方面人员90多人。毛泽东主席和陈云、贺龙、康生、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原名何克全)主持会议。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还来了位摄影师郑景康,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身穿很显眼的补丁肥裤子,站起来作《引言》的讲话。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是到会最晚的一位。由于会场上座位不足,很多人争着给徐老让座,却被徐老一一挣脱谢绝。徐老笑着用劲一跳,坐到北窗台上,然后掏出小日记本和一截铅笔头,边听边记。毛主席说:“以后多做几把椅子,让大家都坐下。”毛主席讲话期间,远处不时传来国民党军队与日寇作战的枪炮声。毛主席讲话结束,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气氛非常活跃。接下来三天里,中央办公厅每天为与会的同志款待一顿小米饭。
  5月16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全天讨论,连续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到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作了一个多小时发言,呼吁文艺家到前方去,到群众中去。柯仲平在发言中讲道,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小放牛》很受欢迎,群众慰劳的鸡蛋、红枣、花生吃不完。毛主席边听边记,偶尔进行插话,鼓励大家把心里的话,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讲出来。即使有的人被持不同意见者“轰”下去,也毫无怨言。
  5月23日,举行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期间,朱德总司令讲了话。他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推我来做总司令……八路军、新四军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朱总司令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人发言中的不正确观点。讲话有力、实在,使到会同志很受启发。
  下午,摄影师吴印咸给大家照合影。当时,室内光线太暗,凯丰招呼大家,把室内凳子搬到室外。吴印咸指挥站五排,一看人多站不开,就让大家把附近几根木头抬来,勉强站成六排。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的站着。开拍时,毛泽东和朱德坐第一排,其他人随便坐、随便站,没有职务、地位之分。刚要按快门的时候,康生养的一条狗忽地跑了进来,毛泽东赶忙起身,边撵狗边大喊:“康生,你怎么不把狗看好?”人群中响起欢笑声。晚饭后,毛泽东作《结论》的讲话。这时,参加的人更多,会场只好安排在外面空地上。架起三根木棍,点起一盏大汽灯,照得一片通明。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对文艺是小学生、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天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叫《结论》。”

约80人参加座谈会 多名潍坊人被邀请
  70年前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报上没有发消息,会议只拍过一张合影照。毛主席讲话时,也没有文字稿,是后来经过胡乔木同志按记录整理,经毛主席审定的。直到一年后,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时,才在10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出来。1953年4月,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又作了266处修改,删除原文中92处,增补文字91处,修饰文字83处。
  至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多少年来,报刊登的,电视讲的,很不统一。笔者认为,应以持有以毛泽东和凯丰名义、由中央印制的《请帖》为准,约在80人左右。当时,《请帖》的发放原则是:来延安以前,在文艺创作、研究或者表、导演方面有成就的文艺家。潍坊的王滨、舒群、刘白羽、石泊夫等人也在被邀请之列。
  延安培养的青年文艺家只有一位,就是在木刻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的古元。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考虑到会议中争论较多,会前,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还专门与丁玲、刘白羽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带头在会上站稳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向和根本原则,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今天,乃至将来,仍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指南。《讲话》发表后,也很快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有数十个国家翻译出版。绝大多数国家给予高度评价,公认它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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