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最初是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为代价从陕西商人苏亿年之手购得,此后毛公鼎深藏于陈介祺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陈家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湖广总督端方。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后,毛公鼎差点落到外国人手里。收藏家叶恭绰花巨资将毛公鼎买下,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对毛公鼎觊觎已久但未能得手。毛公鼎几经辗转,现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以俸银千两,购得毛公鼎深藏于密室
　　中国西周青铜鼎传世有三件宝,分别是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研究者可以透过鼎上的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祖先的生活场景。其中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圆145厘米、重34.7公斤,腹内壁有铭文32行497字,是我国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稀世珍宝,郭沫若誉之为“抵得一篇《尚书》”。
　　经考证,毛公鼎上面的铭文是一篇册命书,在铭文中提到周宣王在位初期,想要振兴朝政,遂命叔父毛公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并赐酒食、舆服、兵器等。毛公感念宣王,于是铸鼎纪事。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奇逸飞动气象浑穆,可谓稀世珍品。毛公鼎无言地证明着中华文明2800多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历史,毛公鼎大口圆腹,口沿上有两只大耳,腹下三只兽蹄形足。
　　毛公鼎在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传是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
　　很多古董商人闻名而来,想花大价钱购买毛公鼎,但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有精明古董商以重金行贿岐山知县,董治官被以私藏国宝治罪下狱,此鼎最后被运到县衙,从而被古董商人悄悄花钱买走。
　　后来毛公鼎被陕西西安“永和斋”古董商苏兆年、苏亿年所得。
　　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为代价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毛公鼎。从此毛公鼎深藏于陈介祺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去世后,其子(厚滋)继续收藏,宣统二年(1910)其孙(陔)售给直隶总督端方,此鼎在陈家共收藏58年。
一波又三折,毛公鼎最后被运往台湾
　　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毛公鼎卖给湖广总督端方,后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重金向端方后人购买毛公鼎,但端家不肯割爱出售毛公鼎。此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哗然,当时众多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纷纷要求不能让中国的宝鼎落在外国人之手。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恭绰变卖了一些文物,凑了3万银元将毛公鼎买下。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后任国学馆馆长。叶恭绰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于是毛公鼎又来到了叶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从上海避乱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足不出户。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叶恭绰在上海的姨太太潘氏,因为争财产和家里人大闹了起来,竟把毛公鼎在叶家的藏处捅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叶家搜查,要求交出毛公鼎。
　　叶恭绰听到消息后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火速赶到上海,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无论如何不能让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里。叶公超到上海后,刚把毛公鼎妥善藏好就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原来潘氏向日本人诬告叶公超是间谍,日本宪兵在叶公超的住宅里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就以间谍罪将叶公超逮捕。叶公超在被关押的39天里,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叶恭绰为救叶公超,叮嘱家人请铸工秘密假造一个古铜器交出了事。叶公超的哥哥也花了重金具结作保,叶公超才于10月下旬出狱。
　　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叶家因生活困顿,遂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毛公鼎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大量故宫珍贵文物随国民政府运抵台湾,毛公鼎也成为从大陆运抵台湾的重要藏品之一,从大陆运抵台湾的众多珍贵文物被尘封在台北山区北沟库房之内。
现存放于台北故宫　毛公鼎成镇馆之宝
　　1957年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运台的文物进行了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它253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赴美国进行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毛公鼎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定期轮换展出,而毛公鼎则是被作为不更换的展品,被永久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保证毛公鼎的安全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22℃到25℃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能看着实物研究的台湾专家十分珍惜,正因为如此才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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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途中有意外　深夜运送毛公鼎
　　毛公鼎的流转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46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开车,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和两个随从扛着一个大大的箱子匆匆上了车。火车到了南京已是深夜,这个官员将两个随从打发走,自己扛着箱子走进一间办公室,悄悄地把箱子放在一个办公桌下,又在箱子上放了一些书报伪装好,便迅速锁好门离开了。
　　连夜带着一个箱子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徐伯璞,箱子里装的就是毛公鼎。当时存放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的毛公鼎,经过多次交涉徐伯璞才将毛公鼎取出,他将毛公鼎取出后准备移交给中央博物院收藏。堂堂的一个教育部长,又是堂堂正正地准备将宝鼎移交国家,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神秘呢?原来徐伯璞之所以连夜把毛公鼎从上海带回南京,是怕万一被一些有权势的人知道,再闹出什么波折,因为毛公鼎是一个许多人都想攫取的对象。
　　毛公鼎在徐伯璞的办公桌下不为人知地躺了20多天后,1946年的8月1日,中央博物院派专人前来教育部,将毛公鼎郑重领走。1948年毛公鼎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庆祝蒋介石60岁大寿的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