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其前身是1900年5月设立的南京同文书院。书院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两名,享受公费待遇,修业3年,主要学习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该书院被日本知识青年视作“幻的名门校”,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每年组织学生通过大旅行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早在一百多年前　日本学生即入潍
　　1910年初,同文书院从南京迁往上海改为东亚同文书院后,院长根津一就着手考虑组织学生利用暑期进行旅行调查。对这项计划,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东亚同文书院创建者近卫笃麿(mǒ)极为“欣赏”。
　　当时,与近卫笃麿同为“亚洲主义”者的根津一,极力反对盛行于日本的欧美游历。他认为,一味游历欧美对日本毫无用处,日本人应更多地赴中国旅行调查。在他的主持下,东亚同文书院这所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从1902年开始组织学生旅行调查。
　　进入4月,首次旅行调查刚刚安排就绪,根津一就奉调回到日本,专任日本东亚同文会本部干事长,负责对俄问题策划,这时42岁的根津一已是日本的“对外问题专家”。30岁后,他数度被派驻中国,负责谍报机构；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之前,他主编过三卷本的《清国商业总览》,曾向日本天皇面陈中国国情及作战意见,1894年随日军入侵金州、旅顺；他制定的“山东半岛攻略案”,成为日军入侵威海的向导书,因此获颁五级金鵄(chī)勋章。
　　1903年5月,根津一再度出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1905年上半年,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根津一即奉日本外务省之命,派5名学生深入中国西北部,进行长达两年的调查。调查结束后,日本外务省发放“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3万日元作为奖励。
　　有专家将1906年前的调查,称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肇始期”,其特征是旅行调查的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且多有老师带队执行。
　　从1907年第五期学生开始,日本外务省每年提供专项补助金,旅行调查规模进一步扩大,组织更为详密,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进入“扩大期”。
　　每期十多个调查组,行程几乎遍及全中国,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至半年。如此大规模的调查,须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为此,根津一给这项调查活动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大旅行。
　　1907年暑期,东亚同文书院派出5个旅行班、安排7个驻地班进行调查。其中的山东旅行班先后赴青岛、潍县、济南、羊角沟、芝罘,这是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首次踏入潍坊地域。
美其名曰大旅行
实乃进行大调查
　　从1903年到1923年,根津一第二次担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长达21年。每一期旅行调查,他都亲自拟定总体方案,然后布置教师分解题目,草拟执行案。担任调查任务的,均是每一期学生的高年级班,每个调查班7至10人不等。调查实施前,他们要接受有关调查理论、方法及相关专业学习,熟悉旅行调查路线。
　　根津一布置给学生的调查任务林林总总,涉及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民情诸方面,可谓无所不及,无所不包,从现存的《第12期生调查要目》中可窥见一斑。
　　该要目分地理、经济、政治三部分,每一部分有诸多项,每项又列若干题目。其中地理部分,含沿途形势、气候、都会、风俗、交通等项。仅沿途形势一项,又列出山岳、河流及湖泊、平原及沙地、道路桥梁、村落及都邑、人口多少及贫富、物产、村落都邑间距离等等。除文字记述外,还要求学生运用照片、图表、素描、速写等方式进行表现。
　　旅行调查结束,根津一要求每个调查班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既作为参与调查学生的毕业论文,又用作编辑大型志书的基础资料。1907年至1909年,根津一主持编成12卷本的《支那经济全书》；1915年,又开始编辑出版大型系列志书《支那省别全志》。
　　东亚同文书院所谓的“大旅行”,实质上是借旅行之名,有计划、有目的地搜集中国情报的“大调查”。对此,根津一在《支那省别全志》序言中“自行招供”:“语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又语:未雨而绸缪。诸事之运筹,必先知己知彼。真见敌而索矢,捕盗而寻绳,固非智者所为。然今日明悉中国之国情民事,岂非我国人之一大急务?独憾缺乏对国情复杂、民事繁错之中国可资研究之良书……”
调查持续四十载
涉足潍坊十余次
　　1907年至1918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曾10次赴山东,7次到潍坊地域内调查或过境驻留。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旅行调查暂告终止。
　　自1920年恢复调查到1930年的11年间,为东亚同文书院旅行调查的“圆熟期”。此间调查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根据调查材料编成的《支那省别全志》18卷也全部出齐。《支那省别全志》分省编辑,字数达到一千多万。直到10多年后,民国政府才开始组织编辑“分省而述”的《中国实业志》。1923年3月根津一退职,大津麟平接任院长；1926年至1931年底,近卫文麿担任院长。需要说明的是,近卫文麿系日本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之子,1937年至1941年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1945年日本投降后畏罪服毒自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政府不再支持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近7年时间里,调查活动仅限制在日军占领区,有关专家称之为东亚同文书院旅行调查的“制约期”。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东亚同文书院因部分校舍被毁,一度撤回日本长崎。1937年底日军侵占上海,书院迁回。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1938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调查时断时续。1941年,书院根据后期调查材料,参考中国出版的各种资料,开始编辑22卷本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至学校遣散回国仅仅出版了9卷。
　　从1902年到1945年的44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和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共有5000多名学生先后参与旅行调查,行走路线700多条,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省区,甚至涉足东南亚、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进入潍坊地域调查或过境驻留,至少有1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