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派出两个调查班进入山东,一个是山东直隶班,顺津浦铁路纵行山东；一个是山东盛京班,沿胶济铁路横穿齐鲁。在山东盛京班的调查方案中,并没有在今潍坊境内调查的计划。他们完成山东的调查任务后,从济南乘船沿小清河东行,抵达羊角沟,打算由此乘船赶往天津,1916年出版的旅行记《暮云晓色》一书记载了此行。
反日活动遍全国　调查差点泡了汤
　　1915年6月28日,东亚同文书院的7名学生踏上北上调查的旅途。他们是1913年入学的第13期生宇治田直义、太田文哉、富田寿男、广濑涉、藤田稠夫、森茂雄、汤浅章人。
　　这是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进入“扩大期”后,组织的第9次大规模的旅行调查。他们7人调查的主要地区是山东、京津以及东北三省,所以定名为“山东盛京班”。
　　据森茂雄回忆,早在三四月份,同学们就按照书院确定的暑期调查路线开始前期准备。然而没过多久,“日中全面冲突,必须中止中国内陆旅行”之类传言流入校园,包括山东盛京班7名学生在内的所有准备旅行考察者,一时提心吊胆。
　　此时,对于日本所提企图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政府的交涉进入了胶着状态:日方蛮不讲理、步步逼压,中方据理力争、坚守底线。反日游行示威之火,瞬时燃遍全国。亲眼目睹了上海街头反日游行活动,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担心,如果真打起来,不仅准备已久的暑期旅行调查泡汤,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学业会因此耽误。
　　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个多月,事情来了个大逆转。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接受“二十一条”；5月2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协约上签字。在袁世凯政府的压制下,反日浪潮也暂时平缓。6月28日晚,山东盛京班7人与安徽湖北班、湖南班的同学乘坐大利丸号客轮,离开上海。
　　6月30日,森茂雄等与其他班的同学告别,继续北上。7月2日,进入山东境内,他们先在曲阜、泰安、济南调查,后乘火车直赴青岛。
　　完成青岛调查任务,他们再次返回济南,打算从济南乘船沿小清河到羊角沟,由此再乘船越海北上,赶赴天津塘沽。羊角沟即现在的寿光市羊口镇,当时从济南到天津,转道羊角沟乘船是较为便捷的途径。
帆船驶入寿光境
荒漠惊现骆驼群
　　7月11日午时,森茂雄一行离开济南,从黄台桥码头租了一条船,沿小清河而下。“从济南带来的卫兵开始服装穿得也还算整齐,可不知什么时候,就赤身裸体地坐在船头,嘴里叼着香烟,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在森茂雄的记录中,他们对于历城县公署安排的3个卫兵,一肚子意见。
　　船到章丘县境内的张家林码头,他们在一家脏兮兮的包子铺里简单地吃了午饭。饭后,3个卫兵说他们的任务已完成,要去章丘县公署换取公文、替换卫兵,并称需要日本学生同去才行。几个学生开始满口答应,一问才知,章丘县城离这里还有35里,来回要走70里路。炎炎烈日之下,步行70里路,他们连想也不敢想。于是,几个人商量,想方设法打发掉卫兵,自己再想办法。
　　几个日本学生连唬带吓,让3个卫兵自己去章丘城,谎称在张家林码头等候他们。卫兵走后,森茂雄他们犯了愁:没有了卫兵,剩下的路途怎么办?几人来到张家林警察所,软磨硬泡了一个多小时,所长方才答应派两名警察随行。
　　两天两夜,几停几歇,到7月13日午时,他们听船家说,赶到羊角沟还得小半天时间。时值盛夏,酷热难耐,途中的单调乏味和颠簸疲劳,使得这些本来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再也提不起精神,一个个昏昏欲睡。
　　行至下午3点左右,河面渐渐宽阔起来。森茂雄写道,“水变得相当清澈,一直半躺在船中的几个同学来到船头,凝望两岸不断变化的风景,显得十分开心。”
　　“骆驼!骆驼”,不知哪个同学大声叫喊,森茂雄抬眼望去,远处出现了一队骆驼。这时已近下午4点,船进入了寿光境内,“景色变成了广袤的沙漠,这样的骆驼群随处可见”。森茂雄等人眼里的“沙漠”实际上是盐碱滩。
钦佩留日巡警官
殖民思想暗自生
　　渐近羊角沟,“许多圆锥状的白色小山”映入森茂雄眼帘,这是莱州湾畔盐户晒堆的原盐。船抵羊角沟,已是下午5点半。卸下行李,几个学生先去找寻客栈。这些一身制服、满口生硬中国话的年轻人转悠了半个钟头,也没找到一家客栈。无奈之下,只好前去求助羊角沟警方。
　　尽管已近傍晚,听说他们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羊角沟巡警局张局长”还是亲自出面接待。在旅行日记中,森茂雄没有记下“张局长”的名字,但这位“充满男子汉气概、年龄约三十五六岁的男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查民国《寿光县志》,诸城人张仲英于民国三年(1914年)任羊角沟警察所所长。由此推断,森茂雄所记“羊角沟巡警局”,实为羊角沟警察所；“张局长”应当是羊角沟警察所所长张仲英。
　　为了讨得张仲英的好感,他们“卖弄着在学校学的奉承话,绕了一个大圈,询问了许多事情,最后才落到帮忙寻找客栈的主题上来”。面对几个操着半生不熟中国话的日本学生,张仲英突然用地道的日语说:“お茶をどうぞ(请喝茶)。”森茂雄感到吃惊,“我们曾想,乡下的巡警局长算什么。却怎么也没想到,他是位到日本留过学的机敏的先生”。
　　交谈中,张仲英介绍了自己在东京警察学校留学3年的经历。“到底是作为中国人有不可冒犯的地方啊”,敬佩之余,森茂雄心生感慨:“我原以为见到日本人会唤起他对日本生活的怀念之情、对日本以及日本人抱有的良好感情,然而见到我们时,他却忆起在日本留学时曾蒙受的屈辱和轻蔑,从而怀有反感。”
　　由此,森茂雄“对于日本教育当局的工作不免愤慨”,他“希望不要对中国留学生持有反感,要让他们得到优待,培养从心里景仰日本文明的中国人”。此时,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教育下的森茂雄,反思的并不是如何真正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思路,紧随日本殖民扩张政策而延伸:“若是培养了哪怕只是一个服从日本的中国人,不也可以让日本的势力从精神上慢慢移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