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戈壁大漠之上,长河落日之下,伴随着一路驼铃叮叮当当,我国的丝绸发展慢慢地从古代走到了现代。昌邑柳疃“茧绸之名,溢于四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带流传着“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话,正是柳绸对外销售多条路径的写照。
柳疃乡民为了生存,拓展东行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汉武帝命陕西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15年两次出使大月氏,打通了“西域的通道”,以丝织品换回西域各国的货物。从此以后,作为世界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中国,将丝绸为主的各种物品经河西走廊、新疆,运往西亚及欧洲各国,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就是通往西面的“丝绸之路”。
　　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太监郑和出使西洋(当时称今加里曼丹至非洲的海洋为西洋,即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前后共七次历时28年。郑和每到一地,以瓷器、丝绸、铁铜器和金银换取当地特产,与亚非各国加强联系,建立友好关系,促进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上南行方向的“丝绸之路”。
　　这两条西、南方向的“丝绸之路”,都是在当政者支持下,有财力、人力作后盾,还有政治、军事、权力之争为目的的行动。而柳疃东行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形成,是普通乡民为了生存而自发的民间行为,这条丝绸之路虽然被学者和专家进行过认证,但在普通民众间还不被知晓,其原因主要是没官方的指令,就不可能受到重视,几乎没有有关的文字资料记载。但是这些平凡的齐鲁儿女仅仅为了自己的生活追求,却顽强地与天斗、与人斗,最终拓展出这条丝绸之路。
　　中国历史上鼎盛的唐王朝,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交通辐射网。《新唐书·地理志》载,通四夷之路有七条,其中的第二条就是从长安至山东半岛的沿海重镇登州,然后从“登州海入高丽、渤海道”。《吉林省文物志·交通线》记:“登州为山东蓬莱。唐武则天元年设治,管辖蓬莱、牟平、文登、黄县各地。登州是隋唐时期著名港口,通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皆始于此”。这条通道,是东夷各地和辽东,乃至高丽、东瀛通往长安的朝贡道,在长安汇集后,形成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四夷和世界各地的七大干线之一。这条通往长安朝贡道上陆路与海路交通的转换点,正是山东半岛盛产“山绸”的地方。这里早于唐朝300多年之前的西晋生产的山绸,到了唐朝应该更加繁荣、壮大、驰名。过往这里的商贾、文人志士、达官使者、僧侣名望等往来不绝,他们亲临这里,将这里盛产的“山绸”以及盐、铁、海产品,有关的先进文化技艺如风筝、蹴鞠等,从山东半岛西行陆路,带向唐都城长安,再在长安集散后,由其他六条通四夷之路运往西域等四面八方；也会从登州登船,由“登州东北行”,越渤海,到辽东各地,朝鲜半岛和日本。当年山东半岛的“山绸”,为中国的丝绸——东方的绚丽彩霞,增添了浓浓的一笔。

销往北洋东洋南洋,近代丝绸之路有多条
　　因为清王朝经济的需要,柳疃丝绸从乾隆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在国内的销售有两条路,商人买来原白丝绸,经过加工漂炼后,一部分叫“西庄绸”,即经洛阳、开封、西安,出西口,贩至新疆、西藏、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运往北京的叫“京庄绸”,有些后来转运到张家口染色后,售往蒙古、俄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进入中国,他们特别喜爱“轻薄如纸,柔软如棉,不褶不皱,活颤拂扬,离皮离汗,坚固耐穿”的柳绸,争相贩卖以取丰利。据记载,“各洋行便蜂拥昌邑……低价收,高价转销国外,从中获取大笔利润。”
　　清末,列强入侵,中国经济落后、国力衰败、外交软弱,为摆脱贫穷,昌邑人民将自己生产的柞丝绸等手工业产品,面向东方、南洋等地,并与西方列强先进的工业产品抗争,为此,他们前仆后继付出了不知道多少血和泪。
　　“柳疃丝绸的出口,最早是销往俄国……估计在19世纪末前后。”下北洋的人中,有的背包袱零售,有的在中俄边境做丝绸生意,有的直奔莫斯科,有的娶回了俄国媳妇,有的因“十月革命”两三年回不了家。
　　后来,又有好多人下东洋(日本)、下南洋。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柳疃丝绸通过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口岸,扩销到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直到民国七八年时,出洋已蔚然为时尚,昌邑城北、城西村庄下东洋的人较多,而昌潍交界处下南洋的较多,盛极一时,这就是昌邑历史上著名的“背包袱”,这些人成为昌邑的第一批华侨。这些背包袱卖绸的人,无论他们是对富裕生活的渴望,还是因为生活贫困所迫,都为柳疃丝绸走出山东、享誉世界而前仆后继,顽强地开拓了一条条丝绸之路。

“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
　　昌邑一带至今流传着“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话,就是对背包袱的出走情形的概述。这里所说的昌邑人“走京”,是指有一定资金的绸商,将柳疃绸贩到了北京,开门市卖绸赚钱,柳疃镇高隆盛就在北京开了一家绸布庄。下关东,大体分为,因贫穷或自然灾害、人祸等,走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地域,靠双手劳作,以农业为生活；另外是依靠自己的丝绸手艺,或兴办丝绸工厂,或为技工师傅；还有做丝绸生意为主的经营商人,他们或固定在关东或从关东入俄国,到莫斯科转欧洲各地,也有从张家口、蒙古入俄国、欧洲等地。走南,是昌邑人将柳疃绸带到“一溜五印度”(昌邑地区当时的口语说法,泛指今南洋群岛等地)去,再在当地出售,有能力的租门市卖绸,称为“坐庄”,但绝大部分人背着装丝绸的包袱,走街串巷沿户叫卖,称为“行庄”。
　　无论是“走南”、“走京”、“下关东”,背包袱的人都会遇到语言、民俗、气候、信仰等的不同,还有路途遥远,体力透支,饮食不习惯等带来的不可言喻的磨难。但是他们始终以诚信敦厚,勇于冒险和人心机巧的性格,不惜撇家舍业,割舍亲情,甚至为此付出生命,才拓宽了柳疃绸的销售渠道,从而促使昌邑的柳疃绸名振全世界,并使柳疃丝绸业得到空前状大发展。至清末民初,柳疃已形成了柳疃集日上市3600余匹神绸的红火畅旺景象,柳疃及附近经营丝绸的商号达到400余家。
　　“出口方面从前主要是印度,其后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销欧洲大陆法国最早。近来英国、美国也需要。日本就不待说了。其用途作为服装面料,现在飞艇、汽车也开始应用。近来法国、意大利又进口山东的柞丝原料,用其织绸,名曰‘里昂山东绸’和‘意大利山东绸’,来贩卖销售,但其价格低廉方面无法和山东绸比。”通过日本人田原天南1914年的这段叙述,可见柳疃丝绸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声誉。　　刘祜　刘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