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拒苏俄”为由,秘密协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伸向北满的黑手抓得更牢；以撤销现行民政机构为条件,秘密达成《山东问题换文》,日本攫取将来胶济铁路中日合办经营等更多利益。北洋政府与日本暗地里进行交易,而将对日本在坊子等地擅设民政机构的交涉束之高阁。王讷等只好返回济南,等来的最后消息,依然是“迄无结果”。
奋笔疾书,揭露日本亡我中国之嘴脸　
　　在京期间,王讷目睹北洋政府之龌龊行为,为唤醒民众,抵抗日寇侵夺我国权的恶劣行径,奋笔疾书,写就五千余言的《警日篇》,由在京的山东代表王肇铨、陈浚川校勘,朱紫垣审定,交由北京共和印刷局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
　　“哀莫大于亡国,祸莫大于灭种”,在《警日篇》开篇,王讷悲愤地写道。“中国近年以来,以不暇御外之故,受日本之辱者非一日矣”,王讷历数日本恶行,撕开其伪善画皮:“自台湾为所吞并,后种种侵占,指不胜屈,我国民无不愤激,无不痛恨,而日本之贪心未已,挟其吞并之野心,施以假亲善而最卑劣之政策,以谋中国。”
　　除了直接侵占台湾、东北等地之外,一批又一批日本人涌入中国内地,“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建学校,办报纸,搞调查。中国人之一举一动,一嗜一好,无不在日人调查之中；中国之一省一县,一乡一村,无不在日人垂涎之内”。自日军侵夺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浪人迭至,一方面拉拢军人政客,制造矛盾,互相残杀；一方面勾结土匪,到处劫掠,制造混乱”。其罪恶目的,昭然若揭。
　　1918年1月下旬,山东各界部分代表返回济南,王讷等继续留京,等待交涉结果。

再赴坊子,建议扩充铁路警察署权限
　　1918年2月2日,外交部佥事许同莘、内务部佥事李升培奉命再赴山东。佥事,为北洋政府各部低于司(局)长、略高于科长的职位,佥事常兼任科长。许同莘,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下担任文案委员；李升培,浙江吴兴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巡警学堂与中华大学法科,曾任京师警察厅行政处长、司法处长。
　　在济南,许同莘与李升培先与山东省督军兼省长张怀芝会晤,后又与山东省政务厅长、济南道尹兼山东交涉员唐柯三接洽。2月4日,两人乘火车到达坊子。
　　许同莘、李升培发现,“坊子地属潍县,距城35里,相隔太远,县知事难以兼顾,地方行政毫无布置”。日本在此设立民政署之后,并不在接受诉讼上花费精力,而是暗中调查户口、钱粮、物产。
　　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之后,禁止沿线中国警察行使职权,中国政府原设在坊子的铁路警察署虽未撤走,但已形同虚设。许同莘他们认为,日本民政署另有图谋,对诉讼之事不太上心,铁路警察署署长张毓瑞任职多年,颇有责任心,沿路中、日人民遇细微事故,每每找警察署解决。从某种程度上讲,铁路警察署承担了地方警察的职责。因此,两人建议,就此扩充铁路警察署权限。
　　2月5日,许同莘与李升培东行高密、胶县,6日抵青岛。返回济南途中,两人在潍县停留半天,与潍县知事袁翰交谈坊子情形。袁翰称,他已暗中禁止百姓到坊子民政署诉讼。
焦点变更,擅设民政署问题又被搁置
　　许同莘、李升培赴高密调查的同时,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正与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商谈”中日军事联合行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美、日两国于1918年1月派出军舰武装干涉,日本趁机提出单独出兵西伯利亚的建议。英、法两国正与德国交战,无暇东顾,对日本加入对抗苏俄的军事行动表示赞成。然而美国却担心日本独吞西伯利亚,极力反对。为堵塞美国反对之口,日本拟将中国捆绑进去。2月5日,田中义一主动上门,以“个人”名义拜会章宗祥,投石问路。
　　之后,中日双方开始秘密磋商。5月中旬,《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通过该协定,北洋政府企图借日本之力“北拒苏俄”,日本却又藉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　
　　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内容披露后,各地掀起反对浪潮,中日军事协定问题成为焦点,日本擅设民政机构问题被推到次要位置,王讷等留京代表只好返回济南。

终生遗憾　赴京交涉毫无进展
　　进入1918年夏秋,一战形势日趋明朗。日本为达到战后继续霸占山东的目的,加紧进行阴谋活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未被中国国会批准,并且事后声明是被迫签订,此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未承认有效,从国际法来看是不合法的,成为日本政府的一块心病。1916年,日本诱使北洋政府签订了《济顺、高徐二路借款合同》和《山东问题换文》。1917年,又背着中国与英、俄、法、意、美五国达成一系列密约和协定。
　　1918年9月,日本又一阴谋出台:在其操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处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其中规定,胶济沿线日军集中到青岛、济南,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撤销现行民政机构。这个换文貌似对中国有利,实际上日本又通过此攫取了超过《民四条约》的新权益。根据《民四条约》,日本所获取的仅仅是当年德国所占的“遗产”范围,该换文却规定除青岛外,济南也要大规模驻军；原中德胶路章程规定,中国将来有收买胶济铁路之权,该换文却规定铁路所属确定后归中日合办经营,等等。
　　至此,日本在山东的民政署问题,又与胶济铁路中日合办经营的实施纠结在一起,无法单独解决。山东各界遂将日本民政署的撤销,寄希望于战后山东问题的总解决。
　　11月底,在济南的王讷等收到了来自外交部的函。函称,“日本在坊子等处设民政署一案,迭经本部暨驻日本章使向日本方面严重交涉,迄无结果……”此时,一战结束已有半月。资料显示,这是山东代表收到的来自北京的最后一份答复。
　　尽管撤销日本所设民政机构的目标没有达到,但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阻止了日本进一步在铁路沿线的济南、张店等地设立民政署的企图。日本在济南仅设了民政事务官,直属青岛民政部管理,负责铁路沿线张店至济南段民政事务,坊子民政署管辖范围由此缩小。
　　北京之行,成为王讷的终生遗憾。此后,王讷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25年谢绝仕途,以诗书画自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病逝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