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在英、美、法等国操纵下,欲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抗议,“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提案被否决,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
华盛顿会议露曙光,胶济铁路将由中国赎回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最终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但顾维钧、王正廷等中国代表顶住压力,顺应民意,拒签合约之举,赢得了国际舆论广泛同情,为日后重新提出和解决山东问题埋下了伏笔。
　　巴黎和会落幕,山东问题悬而未决,这回轮到日本着了急。1920年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与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案。2月5日,山东万余人齐集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一直反对,并向全国发表宣言。3月,山东籍军人吴佩孚、张宗昌、王占元等48人联名通电,表示“宁化虫沙,不为鱼肉”。小幡酉吉数次催促中方,要求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屡次碰壁。
　　台前幕后,正义与非正义进行对垒；中、日双方外交人员,较量着智慧和耐力。5月20日,《中德和约》签订,德国声明放弃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日本见“中日直接交涉”图谋落空,转而提出,日本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但中国必须将租借地辟为商埠,山东铁路、矿山由中日合办。
　　此议再次遭到中方拒绝。美国建议,年底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北洋政府决定将山东问题提交此会议。10月5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商议对华盛顿会议的意见,再次推举王讷等二人为山东省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王讷等山东代表最终没有能够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欲将山东问题(又称山东悬案)提交大会解决,遭到日方强烈反对,美、英两国也希望中日双方在会外谈判。力争无效,中国代表团只好妥协,接受“边缘谈判”的方式,即中、日单独谈判,美、英派代表列席,决议案提交大会。
　　历时近2个月,经过30多次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约定胶澳租借地归还中国,开为商埠；德国所占公产交还中国,日本占有者估价收回；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沿线矿产由中日合办,等等。
铁路沿线日军撤走,由北京派来的巡警接防
　　解决山东问题,收回胶济铁路,希望就在眼前。早在条约签订前的1月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就倡导成立了救国赎路基金会。5天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任会长的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成立；2月1日,交通部通电全国,提出“拟将该路归为民业,由人民筹款赎回自办,并号召人民筹款赎路”。华盛顿会议结束的第20天,胶济铁路筹款大会在济南召开,靳云鹏、吴佩孚、田中玉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3月3日,总统徐世昌任命王正廷为鲁案善后督办,山东省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为会办。从此开始,“山东问题”成为历史名词,胶澳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回收事宜概称“鲁案”,进入工作程序,称为“鲁案善后”。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条约签订四个月内,双方在北京互换经两国批准的条约正式文本,外交上简称为“换文”。《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只是原则性约定,要真正实施交接,还需根据此约进一步谈判,商定执行的详细办法,即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细目。换文之后,才能开启细目谈判。日方的策略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王督办究竟如何督办,督办什么,从哪里下手?日本特命全权公使小幡酉吉等着看他的笑话。老朋友顾维钧的点拨提醒了王正廷:撤兵。《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明文规定,“本约签字日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尽”,“至迟不得逾六个月”。
　　这一招击中了小幡酉吉的软肋,突破口由此打开。3月26日,中日双方签订《胶济铁路沿线撤兵协定》。4月3日,驻坊子的青岛守备队第一大队、坊子宪兵分队解散；5月3日,驻高密的青岛守备队第二大队、高密宪兵分队解散。到5月6日,胶济铁路全线警备由京师警察厅派来的590名巡警接防。直拖到这年的8月15日,驻坊子的青岛守备队司令部才解散撤走,离规定撤兵完毕的期限已经超过了11天。
受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举荐,陈干走上谈判桌
　　军队虽然撤走,但日本并不甘心轻易舍弃享用八年的肥厚利益。青岛和胶济铁路如何交接,还需中日双方进行磋商、谈判,日本将赌注押在了谈判桌上。
　　在《解决山东悬案条约》限定互换条约正式文本的最后期限,中、日双方于6月2日履行换文手续。此约规定,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交还中国,“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也就是说,必须在12月2日前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细目。
　　6月7日,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上任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日方委员长为面善内荏、凶狠骄蛮的小幡酉吉。
　　谈判分两组进行,第一组称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负责青岛行政交接谈判,又称行政委员会,中方委员为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第二组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二部,负责胶济铁路问题谈判,又称铁路委员会,中方委员为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两委员会下又设若干分委员会,负责各专门问题,如海关、盐田、矿山等等。除以上人员外,中方有佐理员40多人,日方也有30多人。
　　6月26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开会式在外交部大楼举行。6月29日,第一部第1次会议6月29日召开；翌日,第二部第1次谈判会议接着进行。此后,两部会议压茬进行,王正廷率两部委员逐会与小幡酉吉等对阵。
　　遵照日本政府旨意,小幡酉吉从谈判开始就设下了圈套。他在具体问题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设置重重障碍,使谈判进行得极其艰难。往往在某一个问题上,几次会议来回拉锯,没有丝毫进展。
　　两部谈判,重点在第一部。到8月底,第一部谈判举行了19次会议,第二部谈判只举行了9次。第一部委员、61岁的山东籍北洋老将军何宗莲,因病一直没有到会；外交部参事唐在章9月初因故离会,9月4日的第一部会议,与会的委员只剩下徐东藩,王正廷差点成了光杆司令。
　　谈判中途,即损将缺员。在此用人之际,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推荐了一名人选:陈干。陈干,字明侯,昌邑白塔村人,时年41岁,正值壮年,为两湖巡阅使署顾问。对这位小他7岁、资历匪浅的民主革命者,同为山东老乡的吴佩孚极为器重。
　　9月5日,陈干接受大总统徐世昌的任命,迅速赴京。在谈判一度陷入困局的关键时刻,陈干作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的新任委员,披挂战袍,挥戈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