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暑热之时到冰雪寒冬,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大战71个回合,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1922年12月1日,在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签署；数日之后,《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签订。1923年元旦,胶济铁路交接仪式在青岛举行。到1月31日,胶济铁路全路管理权及行车权由中方铁路局完全接办。
日方以“附属产业”为筹码,逼迫高密等地开埠
　　陈干发现,前期谈判对于地方行政权,即青岛的行政权,小幡酉吉始终避而不谈,却反复在一些琐事上纠缠,借此故意拖延时间,企图使谈判在限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再将此案搁置为悬案,日本继续从中渔利。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一节第一条的规定,日本应将胶澳德国旧租界地行政权交还中国。所以,谈判首先应当对此确认。陈干认为,王正廷因个人产业之私,有求于日本人的资金扶持,因此一味地迎合日方。陈干向王正廷劝言,小幡酉吉的用意十分明显,如果再在细枝末节问题上逐条理论,正中他下怀。他建议,须首先将青岛行政权提出予以确认。
　　在王正廷看来,陈干的加入,更多是代表山东民意,行伍出身的陈干对外交未必十分在行。喝过洋墨水、在对外交涉中屡立战功的王正廷,并没有采纳陈干的建议。屡次劝言无果,陈干再次致函郭梁丞,通过他反映给吴佩孚。
　　吴佩孚将此函抄寄王正廷,王正廷追问陈干。陈干直言:“我曾向公密劝再三,见而不纳,是以迫不获已转告玉帅,求其规劝我公……”吴佩孚字子玉,陈干尊称其玉帅。
　　王正廷依然听不进去,陈干直书吴佩孚,陈述交涉谈判应先收行政权,再磋商细目。离谈判截止日期剩下不到一个月,陈干心急如焚,书劝王正廷,“为吾国计,只有将琐屑之事暂为抛开”,先将青岛行政权提出,“只要将此关节打破,余可顺序而就”。
　　未将青岛行政权提出予以确认之前,王正廷已与日方草拟了前文提到的《胶澳商埠章程》。对此,陈干坚持自己的观点:“应以收回为先着,开放为次着。胶澳开放为华府条约规定,但主权纯属中国。自辟商埠,并非与外人合办商埠,事前无接洽必要。”
　　华府条约,即为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对王正廷“青岛尚未收回,竟暗中规划开放内地”之举,陈干在致吴佩孚的信中直陈,“交涉解决后,即权归地方”,“绝不应在此交涉期间,先将商埠章程提出讨论”。
　　同时,在第二部的谈判中,日方以移交胶济铁路沿线一切附属产业为筹码,要求中国将沿线的高密、坊子、潍县、青州、张店、淄川、博山、周村开辟为商埠。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大哗。
陈干戳穿“开放”阴谋,日本侵吞内地梦想破灭
　　对于内地开放一事,陈干致信吴佩孚,表示自己将极力争辩。陈干认为,“内地多一商埠,即多一土匪区域。欧战后,西洋金融紧急,远东投资者甚寡,结果为日人多开辟一居留地,于我国有何利益?”
　　对于日本人的伎俩,陈干看得非常透彻:借开放内地,将胶济铁路空名交还；再借胶济铁路两国合办,发展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线。如此这般,先是借胶济铁路吞并山东,继而藉高徐、济顺两线控制中原,割据江北全部。
　　“铁路跑火车,卖票是他的,看守火车路是我的。结果我们练警察,为他们看守铁路”,“纯用欺骗手腕,名为归还青岛,而处处操以实权,更进一步借以开放内地。实乃昧心外交,弟绝不赞许”。在转寄吴佩孚的信中,陈干一再表明心迹。
　　陈干屡次劝说王正廷:“青岛交还为自辟商埠,非合办商埠。若事事从外人心理上注意,诚不见其可”,“闻将开放胶济道附近为某国居留地,此事绝不可行”,“如因为收一青岛而去一山东,虽愚者不为”。
　　在谈判桌上,陈干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谈判时王正廷过分地妥协,让陈干气愤难平。陈干曾致书王正廷:“外交之事,绝不可负气,绝不可勉强。凡在范围内,干一定服从；凡不在范围内者,干一定不服从,即将干免职亦绝不含糊”,“为期无论如何急迫,吾等不能不从容处之。盖恐仓促之中倘有疏失,将何以对国家?”
　　在陈干不懈坚持和努力下,日本企图侵吞内地的阴谋破产。1922年11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胶澳商埠暂行章程》,开放内地之事暂且搁置。

历经近20载　胶济铁路回归中国
　　经过近半年的艰难谈判,《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于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1922年12月1日签署；12月5日,《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签订。12月10日,青岛交接仪式举行。青岛接收后,陈干被选为鲁案协定善后委员会委员和胶济铁路理事,后因其设想屡遭阻碍,愤而辞职。
　　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交接仪式在青岛举行。到1月31日(农历腊月十五),离农历癸亥年春节仅有半个月之时,胶济铁路全路管理权及行车权由中方铁路局完全接办。从德占时期至1923年1月,历经近20载漫长的岁月,胶济铁路终于回归中国。
　　然而,根据《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中国需向日本支付4000万日元(3200万银元)的巨额赎金。胶济铁路的这项赎金,用国库券形式支付,期限15年,以铁路财产及营业收入作担保,还要按年息6厘计息。
　　1923年2月中旬,铁路沿线日本学校迁走。各校迁散时,高密日本小学校教员3人、学生33人,坊子日本小学校教员6人、学生99人,青州日本小学校教员2人、学生15人。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日本职员、部分商人及其家属陆续撤回国内,但因日本在山东保留了大量的经济、政治权益,因而留驻的日本人仍然不少。
　　按照《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铁路沿线的坊子、淄川、金岭镇三矿,由中日双方合办。1923年8月,中日合资成立鲁大公司,中方投资入股者多为山东籍的京津遗老及军阀、政客等,如靳云鹏,张怀芝、王占元等人。日方投资者则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东洋拓殖、大仓、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合组的山东矿业会社。鲁大公司名义上是中日合办,实际上被日本垄断资本家控制,坊子煤矿等依然没有逃脱日本人的魔掌。
　　青岛收回,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撤销,日本又立即设立青岛总领事馆,后设济南总领事馆,以及坊子出张所、张店出张所等派出机构。日本外务省书记生堀内孝,成为首任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坊子出张所主任。
　　这一切,为数年之后日军以种种借口再次侵入山东,埋下了隐患。
　　本期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刘愉翻拍提供
　　资料来源:《中日关系史料》、《陈干集》、《日本与山东问题》、《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日本侵略山东史》、《胶济铁路史》、《胶济铁路接收纪要》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