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安丘城西南约二十公里处,有管公乡,乡内又有管公村。当地人说,这是汉末三国时期名儒管宁的家乡。管宁,字幼安,同邴原一样,乃北海国朱虚县人。《三国志》将邴、管的传记同列一卷,看来他俩是颇具可比性的。据《三国志》注引《傅子》所记,管宁乃齐国名相管仲后裔。当年齐国成为田氏天下,管氏余脉散奔鲁、楚。进入汉代,有一位叫管少卿的,开始在朱虚县落户生根,从此繁衍九世而生管宁。

厌恶华歆为人　与其割席断交
　　同邴原一样,少年管宁的境况亦很凄惨。他十六岁丧父,家中再无亲人可依,只有那些“中表”亲戚(即姑、舅家的表亲),怜其又孤又贫,遂共同赠送钱财帮助他办理丧事。但管宁颇有志气,竟“悉辞不受”,说他家的余资完全可以给父亲送终的。他在贫苦中逐渐长大,成为“长八尺、美须眉”的男儿；其间认识了同县的邴原和平原郡的华歆,三人一起游学,结为密友,于是就有了“割席分坐”的著名典故。
　　在《世说新语》“德行篇”里曾经讲到:管宁和华歆于园中锄菜,见地上有一片金。管宁继续挥锄,把金片看得跟瓦石一样,华歆却拣起金片,尔后又扔掉。他们还曾经同坐一张席子读书,有乘轩车戴冕冠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照旧朗读,华歆却扔掉书跑出去张望。于是管宁割断坐席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其实公允而论,华歆的行为并不过分,与孔子制定的儒家道德也并不抵触,管宁与之断交,只能说明他的交友条件过高而近乎严酷。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对上面的故事津津乐道；而且喜欢将华、管、邴三人作以比较,并分出孰高孰下。如《魏略》就说:“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但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邴原的“懿望”并不比华歆差,而管宁“含德高蹈,又恐弗为龙尾”。而在《三国演义》里,华歆受曹操之命进宫抓捕伏皇后,简直就是助纣为虐的坏人,其道德就与管宁有着天壤之别了。
辽东避难,“因山为庐”,非学者勿见
　　当董卓秉政天下大乱之际,偌大个北海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时华歆已经从政,管宁则与邴原、王烈(字彦方,平原人,亦小有名气)结伴,渡海到辽东,投奔公孙度太守。公孙度早闻管宁之名,因此特意腾出馆舍,等候其入住。但管宁坚决不住城内,要求去山乡落户。当时避难客多数选择去郡南安家,而管宁独选郡北。郡北离家乡更远,他是以此来表示要在辽东落地生根、永不返乡。
　　管宁在郡北“因山为庐,凿坯为室”,决心要做隐士。但崇拜他追随他的避难客太多,大家都乐意做他的邻居。以致旬月之间,那小小山村居然扩大到了城邑的规模。这期间公孙太守也来造访他,顺便带来些山外海内的信息。但管宁在交谈中“语唯经典”,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事”显示出漠不关心,因而公孙度“心安其贤”,打消了心里的某种顾忌。此后,管宁开始办学收徒,“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他还特别“制定”了一条会客的条件,那就是“非学者勿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民化其德”,使当地老百姓在道德上受到了教化。
　　以上是《傅子》一书关于管宁的记载。《傅子》讲到这里时指出:“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因而“(公孙)度已下心不安之”。大约就在此时,管宁找到了邴原,告诫他“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然后建议他赶紧西渡回乡。后来,公孙度的庶子公孙康掌握了辽东之权,此人对外仍以汉朝廷所封的“将军太守”为号,但内心深处已在考虑反叛称王的事情了。时值曹操担任司空,主持国政,曾经行文辽东,让管宁到朝中任职。但公孙康拒绝汉朝廷命令,并没有对管宁宣布。公孙康意图拉拢管宁做自己的“镇辅”,于是登门试探他的态度,但对方正气凛凛,他最终因为“敬惮”而“莫敢发言”。
　　而关于“民化其德”,拿今天的话来说,其实是管宁在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别人,以提高辽东老百姓的文明程度。皇甫谧所著的《高士传》曾讲过这样两件轶事:一件是,管宁所居的村子有公用的水井,汲水者男女错杂,或为争井吵架斗殴,宁深以为患,乃悄悄地自购井具,“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却又不使别人知道。后来乡邻们知为管宁所为,都在佩服之余各自反省,从此再无争抢斗讼之事发生。另一件是,管宁所种的庄稼被邻家之牛践踏,宁发现后,不但不向前逐打,反将那牛牵往荫凉,给与饮食,待那牛吃饱喝足之后再牵送主家。结果弄得“牛主大惭”,“若犯严刑”。在管宁的带动下,此地的民风渐渐好了起来。
　　又据《三国志·管宁传》说:管宁之妻先他而卒,人劝其再娶。宁曰:“每省曾子之言,意常嘉之,其自遭之而违本心哉?”《傅子》一书还记载:世乱之时,管宁的姻亲、知旧、邻里,凡有穷困,即便家储不足石米,亦必分已赡救之。而且,管宁与人谈话,“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诲以忠”。又说他“貌甚恭,言甚顺,观其行,邈然若不可及”,但是接近他的没有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化。总之,他就是那个时代做人的楷模。
华歆自请“逊位”,愿管宁取代自己
　　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原大地渐趋安定,客居辽东的人们陆续返乡,但管宁却毫无归意。黄初四年(公元223),魏王曹丕下诏,令公卿举“独行君子”。这时已做了司徒的华歆,想起老同学管宁,于是上表举荐。是时辽东内乱,管宁预测战火将燃及身边,乃偕家浮海西渡,返回朱虚。曹丕得悉消息,八月赐以牛酒慰问,并诏令管宁为太中大夫；宁却以“疾”固辞不受。尔后魏明帝曹叡即位,司空陈群又上书荐宁,称其“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而由司徒转任太尉(实际上就是相国)的“三朝元老”华歆,人至晚年,忽幡然有悟似的,对“白衣处士”老同学管宁无比歆慕,竟然提出“逊位”,要让管宁来取代自己。
　　魏明帝对于两位大臣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视,于是再次征召管宁,诏书中情辞十分恳切；又诏令北海郡的上司青州刺史:派出别驾从事,奉旨登管宁之门,提供安车、吏从、茵褥,以及途中所用厨具……总之务必将管宁请进京城。
　　然而,管宁仅仅是还给皇帝一封长长的感恩“上疏”而已。他依然坚守茅庐,过着自称为“野人”的生活。这时候人们注意到了管宁常坐的一张木榻:此木榻在辽东用了三十七年,返回朱虚后继续使用,其与主人相伴已“集五十余年”。因为管宁天天“跽坐”(古代士人的规范坐姿,即双膝长跪,上身挺直)于上,而未尝一次“箕股”(凡夫俗儿的坐姿,随便一歪,张扬脚丫),久而久之,竟使得木榻当膝之处磨穿,形成为“膝洞”。此足见管宁之精神、信念与毅力!无怪乎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等在上书中称颂管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规,德行卓绝,海内无偶”,“未有厉俗独行若(管)宁者也”。
　　然而管宁毕竟已是耄耋老人。朝廷征召他的诏书,大臣们举荐他的上表,实际上的作用,无非是向全社会倡导学习这位“独行君子”的道德情操而已。
　　管宁活到八十四岁。在那个时代,这应该是少有的高寿。他的儿子管邈被拜为魏国的郎中,后为博士。
　　观管宁一生,他没有“老同学”华歆那样辉煌的“政绩”；论学术,他没有达到“老乡”邴原、郑玄那样的高度；说到家他只是个平平凡凡的教书先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乡村的民办教师。但他安贫乐道,奉献民间,用别一种生活方式来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