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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县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都集中在两个办公楼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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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康”,16年来申请项目和资金屡屡碰壁 ◎看到“贫困”实惠颇多,10年奔走终于成功入列 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山西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小康”帽子申请项目处处碰壁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五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的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全国刮起的小康风。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按《山西统计年鉴》,当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但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为迎合小康“提高”各项指标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补贴每个乡镇65000元,成为小康县之后,补贴取消,每年还要上缴65000元。”梁斌龙说,“小康”之后,大同县开始了苦日子。 梁斌龙说,最难的是工资,乡镇的工资要自己筹集。县里行政人员的工资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开会讨论工资问题。不过统计数字还是显示连年上涨。1996年财政收入3738万元、2000年财政收入4974万元……2012年,3.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也年年递增,到2011年达4600元,远远高于国家扶贫政策规定的低于2300元的标准。 一名当地官员认为,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 近10年来,受益于铁、锰、金等矿产开发,灵丘迅速成为发展强县,2012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5.5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贫困县中经济实力居首,远超大同县的3.3亿元。之前,灵丘有过要被摘掉贫困帽子的传言,曾令该县领导干部焦虑万分。 十年奔走,努力争取到了“贫困”待遇 发展了的贫困县被认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县,则看到了一顶贫困的帽子能带来的实惠,努力争取“贫困”。 王汉斌介绍,2003年,刘俊雍任大同县县委书记时,就不断向省里跑,2005年,大同县成了财政转移支付县。2008年起,继任的县委书记王凤瑞又继续跑政策。2011年底,大同县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国家级贫困县身份入列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的县。2013年1月16日,大同县终于拿到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样待遇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这就是尚方宝剑。” 按照扶持贫困县“一县一业”的要求,大同县从省扶贫办跑下来了1000多万元资金发展黄花产业。1月18日,大同县举办黄花产业推介会,要力争将黄花产业做大做强。1月21日,王汉斌接到了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个处长的电话,工信部要派人到大同县接洽扶贫事宜。资金、项目,开始注入这个新晋的贫困县。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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