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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石坊的巅峰之作 安丘庵上石坊 旌表“奉亲守志,节孝两全” 庵上石坊坐落在安丘市西南33公里的石埠子镇庵上村,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距今已近200年,是庵上村马若拙为其嫂所建的“贞节坊”。据马氏家谱记载:乡绅马宣基有两个儿子,长子马若愚(1784—1804)字智斋,“列赠登仕郎,候选州吏目”。次子马若拙(1788—1849)字子朴,号慧斋,太学生,列授修职郎,候补县丞。若愚多病,马宣基为减轻若愚病情,命其娶妻“冲喜”,所娶是诸城大北杏村王翰林之女王氏。不料婚典之日骤降大雨,马家以为是不祥之兆,婚后不许若愚夫妻同房。不久若愚不治身亡。王氏秉承家教“奉亲守志,节孝两全”,二十九岁时郁郁而死。生父王翰林将女儿事迹上奏朝廷,道光皇帝颁旨旌表,由马若拙操办为其嫂立坊。 相传,马家要建坊的消息传出,各路建坊高手纷纷前来揽工。其中有一对兄弟,老大提着画眉笼子,老二拿着算盘,他们把鸟笼和算盘往桌子上一放,问这手艺建坊行不行?大家先是诧异,仔细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画眉笼子和算盘都是石头雕成的。这兄弟俩是扬州人,兄李克勤,弟李克俭,这石坊就是李氏兄弟带领8个徒弟历经十四年建成的。 每块石头都是吉祥文化的载体 石坊的整体设计,在沿用传统的四柱三间不出头式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通过厚重的底座,挺拔的立柱和宽大的仿木三楼单檐庑殿式坊顶,突出了整体的高大雄伟、规整对称的特点,营造了庄严肃穆的气氛。特别是在坊脊正中位置雕刻了一只身背宝瓶的麒麟,方向与坊顶平行,神态平静而安详,更增加了牌坊的稳定感。 石坊东西向,通高11米,宽9.35米,采用附近山上的青石垒叠而成。其结构分座、身、顶三部分。坊座为四块条状基石及四组圆雕石狮,坊身为四根立柱组成正门和两个侧门,坊顶为仿木单檐庑殿式。檐下立匾两面皆刻“圣旨”二字。两面正楼匾分别镌刻“节动天褒”“贞顺流芳”楷书大字,题跋为“旌表儒童马若愚妻王氏节孝坊”。次楼匾上刻字分别是:“大清道光”“乙丑岁建”。坊上题字为高密翰林单兰亭所书。 石坊上雕刻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神话中的仙人异兽,又有现实生活中的风土人情,采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隐雕、嵌雕等多种技法,在各个部位分别刻画了人物车马、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风云水月等数十种景物。 所雕走兽种类颇多,有龙、狮、麒麟、牛、马、鹿、象、猴等。其中龙最多,狮最大。整个坊顶有12条垂脊,每脊的上、中、下都有1只昂首翘望的龙头,共36只。在三条正脊两端,都有一条尾巴上翘的龙,口衔正脊相对欲飞。这些夸张变形的龙,古拙中含灵巧,增加了石坊的动感。尤其在“圣旨”竖匾和正楼匾的四周,用高浮雕和镂空透雕技法,雕刻了数条腾飞于云间的龙,轻飘的祥云疏密有致,将腾飞的龙衬托的更加矫健。画面充实饱满紧凑完整,恰到好处的衬托了匾额。 在次楼匾的下方,雕有四幅谐音寓意画,分别是“六(鹿)合(鹤)同春”“太师(狮)少保”“挂印(音)封(蜂)侯(猴)”“父子拜相(象)”。其中“挂印封(蜂)侯(猴)”最为精彩,运用高难度的镂空手法,雕刻出一只玲珑剔透的画眉鸟笼,悬挂于枝头之上,能随风摆动,笼中的石画眉鸟,能随风鸣叫,此为“音”;又雕刻出猴子捅马蜂窝时,马蜂乱飞和狮子的调皮活泼之状。此为“蜂和猴”。雕刻技艺可谓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由于艺人所施展的高超才华,使观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位研究吉祥文化的学者,反复观看研究各个部位细节,感叹“吉祥文化在这里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每块石头都成了吉祥文化的载体”。他著文称“这是一座集中华吉祥文化之大成的石坊”。一位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进北京的老干部说,他走遍北京和大半个中国,还没见过雕刻这么好的牌坊。一位老艺术家抚摸着狮子久久舍不得离去,连声说“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也曾流传一段故事说:建造时间十四年,耗费巨大,天长日久,马家不堪重负,对工匠的照应也不如前。对此,工匠们低落的情绪反应到雕刻上,就留下了几处“不吉之兆”:一、荷叶挑大梁,二、蝙蝠头冲地,三、门神悬空,四、螭吻祖坟等等。后来马家败落了。以后李氏兄弟到了兖州,又雕造了一座精美石坊。但坊主怕这兄弟俩再为别人造出更好的牌坊,便将这李氏兄弟毒死了。于是便有“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庵上”在民间流传。 几度险遭厄运,却都化险为夷 这座具有精湛建造技艺与深邃文化内涵的石坊,所反映出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状况,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 庵上石坊经漫长风雨,虽几度险遭厄运,几至不保,却都能化险为夷,屹立至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也就难怪当地人们给石坊抹上了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 现在石坊上“贞顺流芳”匾额的“流芳”二字以上的匾框有一缺口,是1942年日本侵略军的炮弹打坏的。当时日本侵略军驻扎在附近的马鞍子山上,三个日本兵出来巡逻,被国民党抗日军队战士马腾仁等几个人捉住了其中的两个,另一个跑回去报信。日本兵下山追赶,马腾仁等情急之中将俩日本兵杀死。日本兵对庵上村进行报复,放火把庵上村烧了。随后向石坊打了两炮,石坊岿然不动,也没有碎块掉下来,两个日本兵跑到石坊下看究竟,此时两块石头落下来,正砸在日本兵头顶,顿时脑浆迸裂,从此日本兵不敢再来,当地人对石坊也更加敬畏。 1960年笔者初次看到这座石坊时,周围堆着一些柴火垛。除日本兵打坏的部位外,其他仍然完整。 原来庵上村有四座石坊,在雕刻技艺方面唯有这座突出。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将另三座拆掉利用石料建了桥,这一座暂时留下。这时,石坊虽未拆,但“迷信”已破除,不断有人爬上爬下,能砸的砸下来,能掰的掰下来。赵家营的一位青年,爬到南头一个角上时,那个角断下来了,他摔成重伤。 1988年,当地政府为保护石坊,拆迁了附近的六户居民,调整了村内街道,建成“庵上石坊公园”,设置专人管理,进行绿化美化。1992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石坊最具代表性 寒亭南仲寨石坊 在寒亭区固堤街道南仲寨村,现在尚存一座清代道光三年(1823)建造的石牌坊,距今已近200年了。 它是该村清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刘鹏的次子刘师琦为其嫂建的“节孝坊”。刘鹏中举后,曾任日照教谕。他的长子刘师瑗自小好学,聪慧敏捷。刘鹏以为他将来也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但刘师瑗却在科举考试前因病亡故,时年二十岁左右。当时刘师瑗的妻子王氏也不过二十岁,此后王氏谨守妇道,从未改嫁,专心伺俸公婆,妯娌间也和睦相处,对侄辈百般爱护,直到去世。刘师琦感激嫂子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筹备建坊。道光三年,旌表的“圣旨”到,刘家卖掉七十八亩良田,建了这座“节孝坊”。 该坊高5.4米,宽4.08米,为两柱出头一间式,用青石垒架而成,接缝严密,浑然一体,宏伟壮观。 两柱顶为圆雕蹲狮,上额枋中间立盘龙“圣旨”竖匾。上、下额枋中间的额匾上,正面右刻“勅旌儒童刘师瑗妻王氏节孝之坊”中间竖刻“福寿”二字,左侧刻“大清道光三年季夏完榖旦”。额匾背面刻“慈竹霜清”四个大字,中间刻“康宁”二字,并在立柱上刻有对联,左侧为“钦命锡来旌扬黄皓高节”;右侧为“方仁爱显祖□丹□鉴心”。相传坊上所有题字皆为刘师琦书。两立柱底部插入基石,基础上在立柱前后镶有抱鼓石,整个石坊看起来大气稳重。 坊体上雕刻着各种图案,正面有矫健昂首的麒麟、吞云吐雾的青龙、刚劲雄壮的狮子,反面有富贵美丽的凤凰,争奇斗丽的四季花卉,翩翩飞舞的蝴蝶。额枋上的“二龙戏珠”形象尤其生动,雕工精到,尽显古代石雕艺人的精湛技艺。现在这座石坊是潍坊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古代石坊中,类似这种形状规模造价较低的牌坊最多,约占牌坊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国女画家艾米里·乔治亚娜·坎普来潍县旅游时,所创作的一幅街道风景画中的牌坊,就是这般模样。可见这种牌坊给这位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关链接 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建筑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就“坊”字而言,它起源于中国早期都市中的里坊制度。吴裕成在《中国门文化》里写道:“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通出入。”因许多坊门都挂着写有坊名的牌子,亦或有的坊门悬挂着旌表里弄贤能的匾额,“牌坊”的概念由此形成。那么,牌坊建筑何时出现的呢?梁思成认为:“宋元以前仅见乌头门于文献,而未见牌楼遗例。今所谓牌楼者,实为明清特有之建筑型类。”牌楼即牌坊,经历代的发展和演化,至明清时代逐渐完美。 明代所建的牌坊,大多是科举功名坊、官员功德坊。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襄阳人任亨泰中了状元,洪武帝朱元璋:“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这是大规模勅建科举坊、功绩坊的开始。从此凡经科举考试得中举人、进士、状元的以及在此后任职中有重大政绩、军功的官员皆可旌表建坊。 清王朝定都在北京后,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诏礼部,此后一律不准建科举与功绩坊,而提倡建节孝坊、节烈坊、孝子坊、公义坊、人瑞坊等。所以清代的牌坊中没有科举功名与功绩官衔坊,只有节孝、节烈坊与乐善好施等公义坊,还在各地建“节孝总坊”。 潍坊四座建于元代的牌坊 诸城“崔立妻纪氏贞孝坊”,建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潍县王氏祖茔的“先茔坊”建于元泰定元年(1324)。 潍县城里胡家牌坊街路北关帝庙巷口的“庙门坊”,建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九月。 诸城王禹妻郑氏“贞节坊”,建于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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