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出生时,清代研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的两位学者段玉裁、桂馥,皆年近半百,其“说文”之学享有盛名。段、桂之书卷帙浩繁,博征旁引,体大思精,多有创见。当时凡研究《说文解字》者,皆以二家为津梁。王筠28岁开始涉足《说文解字》,不拘一端,博采众长,经过长期的艰苦攀登,终于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清史稿·王筠传》说他是“许氏之功臣,段、桂之劲敌”。而立之年的王筠从事“说文”之学,与妻子有着莫大关系。王筠的“说文”经典著作,有些地方采纳了其夫人的意见。
王筠醉心吟诗词　夫人偏爱古文字
　　嘉庆六年(1801年),王驭超兼任安徽省阜阳县知县。第二年,18岁的王筠迎娶了山东老乡、胶州名士高薰业的女儿高梦莞阁。
　　这年,高薰业刚由灵璧县知县转任太湖县知县。灵璧县与王驭超任职的阜阳县均在安徽北部,两家的亲事,大概是高薰业在灵璧知县任上定下的。女儿成亲前后,高薰业调任安徽西南的太湖县。
　　王筠与妻子不论家庭还是学识,可谓门当户对。高梦莞阁是位才女,曾受书于那彦成的六女儿枝止。那彦成是满洲正白旗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刑部尚书等职,他的女儿枝止学问也不浅。两人理应珠联璧合、琴瑟相偕,但是婚后小两口在学问上却说不到一块去。
　　“听春莺,弄春晴,杨柳梢头两三年声,呼郎枕乍横。藉桃笙,障银屏,只为情多故恼卿,低低唤乳名。”读了这首词,别以为是高夫人所作,它出自青年王筠之手,是王筠现存的十几首诗词之一。
　　王筠自述,“少时曾学诗赋,学古文,学填词,即经学颇所涉猎,皆于性情不近”,而夫人却不喜抚琴弄曲、咏诗填词,偏爱在古文字上用功夫,料理家务之余,静坐一旁“咬文嚼字”。

年近而立迷说文　未料同道是妻子
　　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驭超刚刚被任命为安徽省寿州知州,就因在潜山知县任上判案有误被罢免。嘉庆十七年(1812年),王驭超回到家乡。这年,28岁的王筠治学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年近三十,读《说文》而乐之,每见一本,必读一过”,“年将三十,始见《说文》,乃专治之”。《说文》即《说文解字》,这是王筠对自己转变治学方向,在《说文释例自序》和给朋友信中的两段记录。
　　王筠虽然没有提及夫人,但这个转变应当与高夫人不无关系。研习古文字,必读《说文解字》。王筠读到的《说文解字》的第一个版本,恐怕就是高夫人随时阅读使用的。
　　王筠对夫人学问看法的转变,以及妻子对他治学上的帮助,在王筠所著《说文释例》中得到印证。《说文释例》卷二和卷三中对一些字的解释,就采用了高夫人的说法。有论者认为,从书中对“牛”字和“产”字的解释上看,高夫人在“六书”和音韵方面的确有些研究,颇有见地。

两次乡试皆不中　五道策论受赏识
　　考取功名入仕为官,是当时学子的正途。嘉庆十八年(1813年),29岁的王筠参加乡试未中。这时,祖父王周年过八旬,父亲王驭超已被罢官,一家八口生计并不宽裕,王筠夫妇便跟随岳父高薰业生活。这期间,王筠“读书之外,无所问也”。后来高薰业在知州任上去世,王筠与妻子又回到家乡。大约在32岁时,王筠尊父嘱到京师游学。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王筠在京第二次参加乡试,虽仍未中举,却因书法上乘,被选作朝廷内的誊录抄写人员。35岁的王筠终于享得俸禄,有了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不再为生计发愁。
　　大概因为耽于研究《说文解字》,王筠两考不中。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简却在这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联捷进士。等到道光元年(1821年),清朝又换了一位皇帝,37岁的王筠回山东省第三次参加乡试,总算中了举人。
　　王筠写的五道策,很为山东乡试正考官徐颋所欣赏,全部得到推荐。“策”,主要是考察应试者把握历史和应用时务的能力。王筠的五篇文章,分别对经传、史书、科举、农业、风俗进行论述,洋洋洒洒,见解独到。
　　值得一提的是,《策一》末段从“说文”学角度考证古籍篇章的题目,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记《齐论·问王》中的“王”字应是“玉”。因书中此篇题目是篆体字,篆书中“王”字前两道横挨得较近,第二道和第三道横较远,而“玉”字三笔横画之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后人不清楚这两个字篆书与隶书的区别,把篆书中的“王”、“玉”二字弄混了。
　　答卷作文不离本行,看来王筠对“说文”之学热爱到了极点。王筠后来得知,当年徐颋对《说文解字》也是饶有兴趣。徐颋曾主持刊印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与他有缘,倍感其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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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慎著作成经典　“说文”之学勃然兴
　　东汉时期,有“字圣”之称的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历时21年著成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将9353个篆文分别归入540部首；540部又据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归并为14大类。该书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此方式,段玉裁称之为“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六书”从此成为专门之学。其实,“六书”不能单纯认为就是造字法。象形、指示、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而转注和假借则为用字法。
　　《说文解字》问世后,很快引起重视,成为研究古文字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学者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解字》,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解字》。同时,研究《说文解字》的“说文”之学勃然兴起。然而自五代时期之后,《说文解字》研究中断800多年。
　　清代是“说文”学的中兴和黄金时代,研究者不下二百人,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一是校勘和考证,二是进行匡正,三是全面研究,四是订补各种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其中第三类最为重要,代表作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这四人并称为“说文四大家”。
　　《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中国传统语文学研究的三个方面——文字、音韵、训诂,大体不出《说文解字》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解字》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解字》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国人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解字》的训解更是国人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
　　本版撰稿:李之凡　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