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岁月的花甲降临,蓦然回首,青春岁月稠,命运多历练,心灵深处总是为那些难忘的激情喝彩,无怨无悔地唱歌!

　　徒步串连去北京
　　1966年10月,徒步去北京串连成了当时的新生事物。潍坊二中校革委在发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从初中学生中挑选了9名出身好、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的学生组成“长征队”,徒步去北京串连,当时15岁的我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尽管今天看来有些荒唐,但当时的那种青春热情以及战胜困难的勇气却值得肯定。
　　那是10月30日的清晨,阳光明媚。我们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曲,背着行李卷,雄赳赳、气昂昂地上路了。
　　青春的我们只觉得天也蓝,地也美,空气也新鲜,一路歌声,一路口号。但刚走了50里路,到了当时的寿光县稻田公社就都走不动了,脚上磨起了泡。晚上住在村里,贫下中农热情地端上热水为我们烫脚,教我们用头发穿水泡引流。此法真灵验,第二天我们的脚就不痛了。
　　一路上我们不断总结防止脚打泡、快速恢复脚力、腿力的办法,一天比一天走的路程远,平均每天走一百多里。快到黄河渡口时天已漆黑,每个人的双腿像灌铅似的。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到黄河啦,听到哗哗的浪声啦!”大家为之一振,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
　　摆渡的船工是个聋哑人,他的脸如同黝黑的船体,心地却特别善良。他一个个把我们搀扶着上船安顿好,一边用手指着我们的旗子,一边抚摸着自己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还捶着自己的心窝,呜啦呜啦地重复着含混不清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是想说,自己也想和我们同行去北京见毛主席。
　　别看我们这支队伍年龄都不大,但却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主要的几条是:学习解放军,路过村庄秋毫无犯；到社员家里吃饭、住宿按价交钱；不管再苦再累不许搭车歇脚等。一路上,许多司机师傅主动停下车来,以非常充足的理由,想捎我们去北京,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
　　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在无棣县参加一个村的义务劳动时,社员们几次夺下我们手中的铁锨,端上红糖姜水让我们喝,还非要把他们省吃俭用省下来大伙儿凑起来的十几元毛票塞到我们手中,资助我们当路费。第二件是路过天津地区大港油田时,一个钻井队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热情介绍了油田的发展情况,带我们参观了钻井设备。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许多采油的“磕头机”,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与神奇。
　　我们到达北京通县时,已是11月10日晚上,大家都累得支持不住了。但当听说第二天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时,大家都一下子来了劲头,一致决定通宵急行军,说什么也要赶上毛主席的接见。
　　记得当时有一位好心的货车司机师傅慢慢开着车,尾随了我们好长时间,看到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他停下车,召集我们计算时间和路程,说这样走下去绝对不可能按时到达北京城,他建议最好乘坐他的车。
　　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只好破例,坐上他的车进了北京城。
　　到北京一看,顿时就傻了眼,到处是红卫兵的海洋,到处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先农坛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我们是从山东徒步来的,二话没说就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位于朝阳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一个区域(徒步进京的学生不用排队签批)。
　　11月11日那一天,我们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一刻,我们心潮澎湃,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随后我们住到了位于火神庙附近的北京第26中学的一个礼堂里。记得100多名学生打地铺住在一起,亲如兄妹,同时编为一个连,12人编为一个班,班长以上干部由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干部战士担任。接下来天天军训,余下的时间就是在校园抄大字报。在北京20多天时间里竟没有一个同学到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
　　军训结束后,11月25日,毛主席再次接见了我们。就是在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欠了一位解放军班长的深情,至今不能忘怀。
　　记得当时我因个子矮,视线被前边的人挡住,看不见毛主席。就在我急得跺着脚想哭时,那位负责我们小组的管理的班长毅然把我举过头顶,咬着牙坚持了十几分钟。当我从异常激动的状态下回过神来时,才发现他的军装全被我用脚蹬蹭得面目全非,掖窝处和背部全被汗水湿透。我不好意思起来,用沙哑的嗓音表示感谢时,他抚摸着我的头笑,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忘记了问他叫什么名字,属哪个部队,至今回想起来,成为终生憾事。
酸甜苦辣忆知青
　　1968年底的一天,我们首届知青到五莲县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6男6女被编成一个组,分到了五莲县王世疃公社一个贫脊偏远的山村——下河大队(现叫金川峪村),从此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锻炼。
　　那时候时兴挣工分,男知青的工分最高8分,最低7.5分,与“识字班”(当地指未婚女子)同样待遇。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工分才提到了九分,有的达到十分。在那个经济落后的年代,一个整劳力干一天才三毛多钱,一年下来才百十块钱。
　　当时,用上级拨款修建的“知青屋”还没盖起来,男生就合住在用于存放工具的一间用石头垒成的小屋,女生则分散住在社员家里。队里为我们男生盘了一个炕,只能睡五人。于是又找来一张1.5米左右的案桌,因我个头最矮,就幸运地睡了这张“床”。
　　最初阶段,知青们最打怵的事是到离村七八里路的山坡上送粪,推着独轮车过独木桥,稍不小心就连人带车翻到河沟里；最难受的事是挑粪上山时不会换肩,常常右肩压得红肿；最烦心的事是怕轮上自己做饭,特别是摊上烙煎饼的苦差,顾了火就顾不了鏊子上的煎饼,搞不好手上就烙起水泡；最开心的事是夏天收工后,在清河中洗个澡。女的在上游,男的在下游,以桥为界,互不相扰；最解闷的是饭后点上煤油灯看书、写日记,抒发自己的情感,诉说心中的苦闷；最解馋的事是赶集时吃上顿煎饼卷狗肉；最牛气的是排号轮着骑上全队唯一的一辆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响、锈迹斑斑的大国防牌自行车,去干自己最惬意的事情。
　　半年后,在贫下中农手把手地帮助下,我们这些平时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十七八岁的知青们,不仅学会了肩挑手推,耕作播种,收割打场等全部农活,还学会了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最难能可贵的是每个人都学会了摊煎饼!
　　如今的金川峪村已是今非昔比。难以忘记的是,在这里,曾经留下过我们青春的身影,洒下我们辛勤的汗水。
难忘的军旅岁月
　　1969年12月份,我从知青点上应征入伍,成为北京军区新组建的炮十六师的第一批新兵。结束新兵连生活后,一列闷罐军列车从山西介休把我们运到了天津郊区一个叫军粮城的地方。
　　当时,原有的军垦农场已经荒废,到处是芦苇丛,种水稻必须清除笋苇才能开垦水稻田。团党委决定从三月份就开始破冰垦田。尽管困难重重,干部战士想了许多土办法,很快割掉并铲除了芦苇根,开始耙田。季节不饶人,为了抢时间,新老战士喊出了“革命加拼命,太阳加马灯”的口号,每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光脚踏着冰凌和芦苇茬,采取拖拉机耙和人耙相结合的办法,一天干12个小时,硬是整出了几百亩平整的水稻田,当时被薄冰划破皮肤和芦苇茬刺伤脚掌的人比比皆是,但谁也不愿轻伤下火线。
　　从4月插秧到7月稻花香,最难熬的就是大田管理。人少田多连队采取责任制的办法,一人管几亩地,夜间还要再轮流看水田。值班人员分头提着马灯,扛着锨放水或堵口,还要一手举着灯,一手拍打着全身,防止蚊虫和蚂蟥叮咬。因为严重睡眠不足,经常有人歪倒在水沟里,湿透全身。那段时间,最享受的事就是睡个囫囵觉,吃上顿病号饭(一般是面条加一个鸡蛋)。
　　转眼到了收获的季节,打稻扬场,颗粒归仓。一个个晒得黝黑的脸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圆满完成垦荒种稻的任务后,我们连队又返回了山西介休驻地,搞起了战备训练。
　　1972年,我开始走上新闻报道之路,1973年入了党,先后两次荣立了三等功,1974年被提了干,并被保送到河北大学中文系深造。回想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与部队这所大学校、大熔炉的培养和历练离不开的,特别是那段垦荒种稻的经历,更是终生难忘。
劫后显真情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至今过去已经接近40个年头。时至今日,那震撼人心的劫难场面,以及面对灾难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情,令人震撼。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9月上旬,我作为河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和同学、老师一起,也被派往唐山教育系统,帮助恢复校园面貌,迅速复课。
　　临行的那天晚上,班里的同学写决心书的、出板报的、打点行装的,忙得不亦乐乎。快到熄灯时分,外文系三年级的解放军学员姜军推门而入,神色忧伤地告诉我:他的恋人张霞和她爸爸在这次地震中遇难。
　　张霞家住唐山,和姜军是一个班的同学,她是高干子女,却不嫌姜军出身农村,虽然两人的关系在班里没公开,但是感情挺深。
　　姜军使劲握着我的手说:“大哥!明天去唐山,我托你一件事:到现在我还没上过她家,她家遭了难,请你代表我去看看她妈,就说我姓姜的愿意做她的儿子!”
　　“放心吧,等着我的消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到达唐山后,面对眼前的一片废墟,我们河北大学的师生们个个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干,没有一个请假办私事的,我自然暂时不好替姜军去张霞家探望,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带队的女老师李令媛得知这个情况后,多次安排时间让我到张霞家去。一来二去,跟张霞的母亲齐大婶熟了,我就把张霞生前与姜军相恋以及来唐山时姜军托付的事都说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到齐大婶家想帮她把防震棚前的垃圾拉出去。齐大婶早已在门口迎着我。“今天算你有口福,老家捎来几条鱼,中午不准走了。张凤,快来叫大哥!”“大哥!我妈说你还从没留下吃顿饭,专门弄来鱼犒劳你呢。”说完她害羞地一笑,扎上围裙就去拾掇鱼了。
　　张凤是张霞的妹妹,高中刚毕业,19岁,一米六几的个头,鸭蛋脸,双眼皮,长得挺俊秀。张凤得知她姐和小姜的事后,哭了好几场。
　　中午饭后,趁着张凤去刷碗,齐大婶深思熟虑后向我说了一番话:“姜军有情有义,的确是个好青年,我喜欢。告诉他,天塌不下来,唐山垮不了,我们家也绝不了情。如果他不嫌弃的话,我家二姑娘张凤愿续上她姐的情,和小姜先处处朋友,将来再做他的妻子,你愿牵这根线吗?”
　　大婶一席话掷地有声。我望着她坚毅、慈祥的面孔,连连说:“好、好、好!”。这时,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仿佛下决心似地说:“我马上去给小姜发电报,让他马上来!”
　　小姜很快来到唐山,与张凤谈得很投缘。我从他们写着笑意的脸上和齐大婶的忙乎劲,预感到事情八九不离十了。
　　三天后,我去车站送小姜。张凤充满感激之情地对我说:“大哥你忒好(唐山地方方言),这事你就放心吧。”
　　劫后显真情。灾难过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情,比金子还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