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动力。它培养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性格。正因为如此,才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求　学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年幼时,给地主当长工的父亲被伪反动派杀害,母亲带着我和姥姥一家艰难度日。贫困、饥饿、忧伤、疾病伴随着我的童年。
　　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家庭困难,只好一边务农一边见缝插针地学习。
　　当时的村办小学中四年级班只有我和孙德林、于喜文3人。他俩家庭条件相对较好,都是全天上学,而我却只能在农闲的时候去上学,白天干活,晚上自学。因为没时间进课堂听老师讲课,我就将课文写在小石板上装在口袋里,边干活边学习。有时学得太入神,别人和我说话都听不见,大伙都说我耳朵有点背。有一次因为背书,明明要端着筛子上圈里去给牛加草,却不不知不觉走进了屋子里。就这样,四年的小学,我半耕半读加起来总共上了不到两年时间。
　　期间,我遇到了王润甫老师,他的语文、算术都很棒。他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家里给我补课,并教会了我珠算加减乘除法。
　　1952年1月,我考上了安丘县西辛庄完小。记得当时上学没钱,一家人犯了难。三舅曹兆武坐在凳子上一边抽着烟袋一边叹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烟袋一磕,站起来拿起一条布袋,硬是把不多的大豆装上一袋子扛到集上卖了。那可是全家人的度荒粮食啊!
　　当时生活非常艰苦,每次回去我要带一个星期的饭,是用高粱掺着地瓜干面摊的煎饼,到后来煎饼吃完了,就只能就着咸菜喝水。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恨不得把老师讲的一字不漏地装到脑子里。
　　学校的老师都很关心我,张大田老师每次上诸城买书都叫上我,在70里的路程里,他一边走一边指导我如何学习、提高成绩；杨文彬老师利用星期天步行8里路到我家为我辅导功课。平常我除了按时完成作业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室看书,自己学会了音乐简谱,学会了拉胡琴。学校组织文艺演出队到邻村演出,由我配合马宝同老师伴奏。因为没有音乐教师,校长吴金钟便安排我给同学们上音乐课。毕业考试时,我考了全校第三名。校长和班主任都劝我去报考中学。尽管我非常想继续上学,但最后因为家庭困难还是忍痛放弃了。
　　关系一生命运的这段求学历史,我终生难忘。
工　作
　　虽然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但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梦想:顺境能成才,逆境也能成才。从另一方面来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辍学回到村里不久,区里得知我熟悉算盘,就专门调我到景芝助征(收购粮食),忙活了整整一个夏天。随后,临浯供销社又调我去帮忙,说是先试试看,干得好的话就让我在那里留下。
　　在临浯供销社帮忙期间,我发现工作人员每天晚上为了核对当天卖出的货和收来的钱是否相符,往往忙到深更半夜。在仔细琢磨后,我发明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根线穿起许多小纸片,每卖一件货,就将纸片从线的这头拽到另一头,并标明货物名称和卖出的钱数,下午只要看纸片,综合起来,就知道卖了多少货、收了多少钱,不用再一件一件地数货物了。
　　这个小发明在当时引起了不小地轰动,供销社的郭福文书记和张迪生主任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1953年1月,村里的土地、牲口、农具都入了合作社,大伙非常关心社里的会计是否办事公道,是否贴心,把这个位置看得比支书还重要。区委驻村宣传委员李洪祥千挑万选,硬把我从临浯供销社拽回来,安排我当合作社的会计。
　　1954年1月,我当上了安丘县第十四区高家庄乡的文书。高家庄乡辖高家庄、苑家庄、石家埠、西石家埠、东石家埠5个村,共1000余户,乡里共有4个半脱产干部:总支书记刘志红,乡长曹兆彦,乡队长李祥林,我是文书。
　　我每天都到乡里上班,他们仨人只是开会的时候才到乡里,平常就在各自村里帮助工作,有时也参加一些劳动。那时整个乡既无自行车又无电话,到区里、乡里开会全靠两条腿。我村距乡里两公里,每天两个来回就是8公里；如果晚上再回去开会,就是3个来回12公里。那些日子里,不管刮风下雨,我从来没耽误过一次。
　　那时,大家的工作热情特别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要上级布置下任务,从来不打折扣,不讲条件,不分昼夜,坚决完成。有一次,区里下达了个调查提纲(包括统计数字),明确了完成时限。因为时间太紧,直到最后那天晚上才完成任务。我晚饭没顾上吃,约上村里会计曹兆东,背着民兵用的大枪,连夜赶到区委送材料。区委秘书张玉玺看了调查报告后,既高兴又激动:“全区就你按时送来了!”
　　回到家时已是深夜,虽然又累又饿,但按时完成了任务,又受到了夸奖,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1956年8月,我们乡上4个人由半脱产干部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23.5元。
入　党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所以对党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从心里感激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的恩情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从1945年我村解放后,“共产党”这个响亮的名字就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特别是参加工作后,党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来越清晰,想成为其中一员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对于身边的党员,我总是怀着一种仰视的心情,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靠近。我觉得,只有与党员在一起,心里踏实,干工作就特别有劲头。
　　1956年8月,当村里的50多名党员一致通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当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郑重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入了党,特别激动!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标志着我今后工作责任更重了,要求更高了。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不等于思想上完全入了党,政治觉悟、理论水平与党的标准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我坚决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五十多年来,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我始终与党站在一起,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尤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当初的诺言,为党旗增光添彩。
成　家
　　我的妻子苑桂兰可以说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贤内助,我事业上的进步与她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就如同歌里唱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我们的婚事是由亲戚介绍的,因为曾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所以双方都很中意。
　　当时在我们老家,青年男女的婚事繁杂而有趣。双方有意后,必须先找一个算命先生掐算掐算,看属相合不合,相克的就不能成亲。通过了算命先生这一关,接着就是“投启”(就是现在的订亲)。投了启后双方就不能再反悔了。第二步就是查日子,男方根据女方的生辰八字,请人查出黄道吉日,确定结婚日期。日子一旦查好,不管阴雨风雪,婚礼也要如期进行,不然就不吉利。
　　我和妻子也是经过了那一番程序后,最终确定了在1956年古历腊月十八结婚。婚礼基本上是按新风俗举办的。各自身上穿的旧衣裳没换,没有床单和枕巾,只是新做了被褥；墙是用报纸简单地糊了糊。嫁妆是她在娘家时用的旧柜子涂了新,新的陪嫁物品就是一个小镜子和一个肥皂盒。
　　结婚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预示着一个好兆头(在我们当地有“雪窝里娶娘娘”之说)。这天,乡里正好有去景芝(镇)送新兵的任务,本来应该是乡队长带队去,但他去安丘县城开会赶不回来,乡里就临时安排我去。因为那时候结婚是晚上过门,我觉得送兵回来也误不了事,于是就痛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踏着厚厚的积雪,带领30多个新兵步行28里路从区里赶到景芝镇区,办理登记、交接手续、开欢送大会等,等安顿好一切事项气喘吁吁返回村里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这时,娶亲的花轿早已在村子的南门等候多时了。
　　我快步走上前去,牵着新娘子的手,并肩走进院子里。对于我的“迟到”,新娘子很理解,一点也没生气。
　　婚礼由村支书周相坤主持,他介绍了我们双方的情况,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提了一些祝福和要求。吃完饭后,困得我囫囵个子一觉睡到天亮,让新娘子独自一人守着个灯坐了一夜。
　　自从进了我家的门,妻子就当起了家,拉扯孩子、操持家务,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而我只管一心扑在工作上。
　　1971年春天我们家盖房,我只是向朋友借了160元钱,买回砖瓦、水泥等物料,而盖房的事全交给了她一个女人家。当时女儿爱民才14岁,小儿子爱军还整天躲在母亲的怀里。虽然亲朋好友和邻居们都热情帮忙,但盖房子需要的东西非常多,一会儿缺绳子,一会儿缺钉子,一会儿又需要什么工具,只要瓦工提出来,她就是正在擀着饼,也得赶紧把火灭了去借,乡亲们没有的东西就得到乡驻地去买。这样,一个女人家一边要做饭伺候瓦工,一边还要跑腿打小工,一天下来累得不行。等天黑伺候大伙走了她还要里里外外拾掇到很晚,夜里躺在炕上还要考虑第二天需要准备什么,第二天天不亮又起了床。一个月下来,整个人累得皮包骨头。等我回到家里,看到新盖的房子和憔悴的妻子时,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愧疚。
　　退休后,我主动承担起了家务活,不再让老伴操劳。也唯有如此,我心里才感到丝丝欣慰。

　　本版撰稿　郝雨东
　　郝雨东,男,1936年3月生,安丘市景芝镇石家埠村人,历任当时的安丘县第十四区高家庄乡文书、临浯乡(公社)党委秘书、金堆公社党委书记、牛沐公社党委书记、安丘县委副书记、昌乐县委副书记、昌乐县政协主席等职,1996年5月退休。

编后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蓦然回首”栏目与您相约,刊发与潍坊有关及潍坊籍人具有深刻内涵的回忆文章,尤其欢迎普通人参与潍坊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文章突出个人视角,风格真诚,不掩饰,不虚伪,字数在3000——4000之间。同时,刊发关系潍坊普通人的组照,照片不分新旧,但每版尽量突出一个主题,要有故事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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