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我从校园步入社会的转折阶段。那个时候的我,怀揣青春的梦想与憧憬,在人生路上不断地追寻。现在想来,虽然不免有些幼稚和率真,但那段岁月和经历却终生难忘。
　　自己动手做窝头
　　1972年春,因为家庭困难我住在潍北乡下白浪河畔华疃村的姥姥家,在离村十二华里外的潍县双杨店公社中学读高中。那时姥姥和姥爷过着清苦的日子,我上学的费用是靠姥姥用卖鸡蛋的钱缴纳的。那时正值“文革”时期,教育战线推行“两个必须”的教学理念,其中一条就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刚入学校就宣布农村户口的学生一律自己做窝头!虽然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但真正会做窝头的并不多。
　　记得第一次做窝头时,我拿来饭盆当面盆,不是面放少了就是水添多了,将面团揉来揉去的就是做不成窝头,急得满脸都是汗。上课铃响了,只好急急把面团糊弄几下,喘着粗气去上课。当时学校伙房条件非常差,不论是炎夏酷暑还是风雪严冬,我们都是站在伙房前露天的蒸笼边,艰难地将那些粗粮面做成一个个窝头。为防止窝头被别的同学误拿或“叼走”,还专门在窝头顶端作“记号”。每当开饭铃响,同学们便一窝风似地冲到伙房,虎视眈眈地等炊事员把笼屉打开。一刹那,大家呼啦啦地围上去,急忙辨认自己的“杰作”。也有被误拿或被“盗”现象发生,时常有同学围着空荡荡的笼屉转来转去,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那个年代口粮紧,许多家庭吃不饱肚子,我曾见有的同学因自己的窝头没了而坐在笼屉下抽泣流泪。
　　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的姥姥便颤动起小脚,先找来木杆秤,按地瓜面占七成、玉米面占三成的比例,给我准备16斤口粮,然后在灶前支起小耳锅,倒上豆油,切上葱花和萝卜丝,用小树枝烟呛火燎地给我炒上一小罐咸菜。临走,姥姥再从衣兜摸出包着钱币的小手绢,拿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到我手里。望着姥姥那慈善和苍老的面孔,想到姥姥和姥爷在家里常年吃黑黑的地瓜面窝头,我有些不忍,总是给姥姥退回几张。之后,我便身前挂咸菜罐身后背面袋步行去学校。
　　那时学校也卖三五分钱一份的炒菜,这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姥姥炒的咸菜一般两三天就吃光了,我只能买一分钱一条的咸萝卜条就着窝头吃。由于营养不足,我经常头晕无力,上课时也眼花发困,学习成绩非常不稳。期间曾遇到令我非常尴尬的两件事儿。
　　一次是1972年清明节期间,我校组织师生到潍坊参观学习,要求自己背上住宿行李和饭食。因怕跑几十里的路程带被子太重,就只带了一条小褥子。谁知白天参观潍坊化肥厂、电机厂时还阳光灿烂,夜里在潍坊一中教室的课桌上睡觉时外面却飘起了雪花,气温骤降,冻得我拽着小褥子翻来覆去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到潍坊烈士陵园听报告时,突觉天旋地转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醒来时,发觉校医郭医生正用手摸着我的脉搏,身下还垫着其它班级几位女同学的行李,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次是我感冒发烧达39度,同宿舍的丁华臻同学扶我到校医务室注射了一只退烧针,接着郭医生又开具了病号饭证明,并让我拿上两毛钱一并送到伙房。可我掏遍全身也没找到一分钱,非常自卑,最后是丁华臻借钱送到了伙房。
　　事后,班主任李有年老师和另一位叫栾信书的老师专程骑车到我姥姥家了解情况,回校后苦口婆心地做同学们的工作,在评选助学金时,每月发给我一元五角钱的助学金,才使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还有一位是教我语文的顾农老师,他是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对他非常崇拜。顾老师见我喜欢写作,就经常鼓励我,使我很受鼓舞,进步很快。期间,他曾推荐我为潍县的一支业余宣传队编写了一段学雷锋快板词。1974年潍县“革委”在位于胶济铁路虾蟆屯车站以北的车留庄公社召开全县“批林批孔”大会,我随徐健老师参加,会上,我代表全县学生在大会上发言。回校后,徐健老师又专门为我买了一些有关写作方面的书籍,对我写作帮助很大。
　　多少年后,每每想起高中时的那些老师们,真为他(她)们那种对学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所感动,成为我永远铭记的恩德!
临时工心装文学梦
　　1974年冬,我到潍县染织厂打工(那时叫干临时工)。刚进厂时我被安排在全厂最脏最累的漂染车间干晒纱工。在寒风刺骨的隆冬,我把那些用漂液漂过的还带着浓烈刺鼻气味的湿漉漉棉纱,经甩水机轻轻一甩后,挂在露天的竹竿上整理晾晒,冻得脸红手痛。冬天棉纱晒不干,傍晚前就再慢慢解下来背到燃煤的烘干室里烘烤。进烘干室前,身穿厚厚的棉衣还冻得牙齿磕牙,可进入烘干室后,50多度的高温只能脱掉棉衣只穿衬衣操作,热得大汗淋漓。由于室内外温差太大,就经常感冒,感冒了也要坚持上班。那时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晚上蜷曲着睡觉,早上洗脸用的是从水塔流出的冷冰冰的凉水。
　　到伙房吃饭时,我们临时工用蓝色票证,是从家里背来的地瓜干和玉米换取的,只能买黑窝头和萝卜咸菜,偶尔也买几角钱一份的炒菜。而正式工用红色票证,到伙房都是买大白馒头或几角、几元钱的炒菜。我当时每月工资36元,除交给家里20元外,剩余是我的生活费,还要常给瘫痪在炕的奶奶买几颗糖果,给乡下的姥姥块儿八角的让她赶集花。
　　那时候是政治挂帅,兴写决心书、批判稿之类,这方面是我的拿手戏,在学校时写作文大多被老师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出黑板报写粉笔字也是数一数二。一些文化低的老师傅就替我干活,让我帮他们写书稿。这样以来,我就有了用武之地。我主动找到车间主任魏显堂安排我上夜班干浆纱,白天写稿出黑板报。
　　魏主任是军人出身,能写会道,发现我写的东西太学生气,就热情又严格地对我进行指导,使我提高很快。同时,我还坚持写稿投稿。
　　厂子在郊外没法邮寄,我就求厂里开拖拉机的师傅帮忙带到城里的邮局。期间,有不少稿件被县广播站采用,我在厂里也有了一点小名气。不久,魏主任调至潍县工业局工作,他又推荐我和其他厂的几位爱好写作的工人,到县报道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培训,回厂后,我上稿率更高了。领导便安排我到办公室干文书。1977年潍县工业学大庆工作队进驻我厂,县工业局的林静秘书邀我进他负责的秘书宣传组,并指导我对行文进行规范,使我进步很大。
十多里赶路写影评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当地影院从各单位挑选一些喜欢写作的同志从事业余影评写作,我荣幸地被选其中。
　　当时,潍县影院的孙世瑞经理和董建森老师直接领导我们开展影评工作,还发给了每人一本《业余影评员证》。那时讲精神鼓励,影院对我们影评员没有什么特殊报酬,除发个纪念本或水杯之类,年底再发给一本非常精致的电影明星挂历。为使我们写影评有所参考,影院还定期发给我们由贵州电影公司出刊的《电影评介》和山东电影公司刊物《电影介绍》及昌潍电影公司的小报《电影介绍》等。同时,潍县电影管理站还自办了一张《电影与观众》小报,影剧院大门两侧还专门设立了宣传橱窗,专门刊登影评员写的影评文章。凡影评稿件被采用后,经董建森老师在影评员证件的记录栏内签字,便作为开会表扬的证据。
　　那时,我们业余影评员最大的特权就是免费看电影。每当影院的两扇小门缓缓开启,把门的剪票员为浩浩荡荡的观众一个个剪票放进时,我们影评员凭《业余影评员证》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影院,令持票入场的观众非常羡慕。进场后,没座位时候还可以到影院的办公室找把椅子坐,非常得意。当然,电影也不能白看的,看后要完成所布置的任务。当时影院要求我们影评员每周至少写出两篇影评文章。我当时除在影院门前的宣传窗内每周写出一至两篇影评稿件外,还向省市有关电影刊物投稿。我曾有多篇影评文章被省电影公司和昌潍电影公司《电影介绍》采用,稿酬丰厚。
　　我们单位在潍县城以北十多华里的郊外,为了写好影评,我白天上班,下了班或星期天,就骑上自行车到县城去看电影,深更半夜散场后再返回。实在太晚的时候就到影院对面的潍县工业局,找在那里干打字员的朋友王成章解决吃住问题。我当时是一名吃地瓜干窝头的临时工,王成章是吃国家粮的机关工作人员,但他没有瞧不起我的意思,总是热情挽留,管吃管住。他的口粮不够吃就回家要,没有睡的地方就两人一个被窝。
　　那时影院的电影票非常紧张,可谓“一票难求”,但由于我和影院的人熟悉,就经常“走后门”为工业局的人买电影票。王成章还经常帮我用打字机打印影评稿件,使投稿率明显提高。刚放映禁锢影片《三笑》和《流浪者》等影片的时候,王成章还让我带上局里业务员刚从南方带回的“水货”录音机到影院录音,拿回办公室一遍遍地欣赏。
　　1979年底,昌潍地区电影公司在五莲县(时属昌潍地区管辖)召开电影宣传座谈会,会上我作典型发言。会前,地区电影公司的一位殷老师和董建森老师把我召到县招待所,连续几天几夜帮我修改发言稿,使我受益匪浅。这次座谈会上,我的“我是怎样当好业余影评员的”典型发言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好评。那次是我第一次走出工厂见到了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见到了五莲县的大山、招待所餐桌上的大红蛹、核桃,还有当地骑着毛驴赶集的老太太……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我仍十分感谢当年电影界的老前辈们对我的关爱和帮助!

　　本版撰稿　刘剑侠
　　刘剑侠,　寒亭区高里街道人,1956年2月生,寒亭区政协文史委特约信息员。历任潍县染织厂文书、潍县工办秘书、潍坊第三染织厂厂办主任、寒亭区经委秘书、潍坊市电缆厂副厂长等职。作品发表于《中国老年报》、《潍坊晚报》等。

编后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蓦然回首”栏目与您相约,刊发与潍坊有关及潍坊籍人具有深刻内涵的回忆文章,尤其欢迎普通人参与潍坊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文章突出个人视角,风格真诚,不掩饰,不虚伪,字数在3000——4000之间。同时,刊发关系潍坊普通人的组照,照片不分新旧,但每版尽量突出一个主题,要有故事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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