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岩全身心地为《田家》编写筹划、奔走宣传、操劳忙碌着。《田家》半月报开办的最初两年,张雪岩始感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让《田家》更上一层楼,张雪岩数度出国进修。在国外的日子里,他没有游览观光的心思,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不忘自己的同胞还处在任人蹂躏欺凌的水深火热之中。其诚其真日月共鉴,感天动地。
身处异乡,不忘国耻
　　张雪岩出国时,正逢抗战开始。虽然离开炮火硝烟的国土,他仍密切关注着抗战形势,鼓舞爱国热情。他乘坐的客轮绕道日本,9月7日船到神户,9日到横滨,这两个城市是日本东南部的两大商港,由于此时日军加大了对华侵略步伐,张雪岩到此两地感到极为愤慨,他说:“如果在往常,一定好好的浏览一番,然而如今,一听见‘到了日本’几个字,全身筋肉儿自紧张了起来。”9月15日,轮船驶到美国檀香山,这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海岛,张雪岩描述了当地环境以及当时的心情:“风景的优美,直非言语所能形容,从中国内地,突然走到这里,简直好像进了仙境。每年都有很多有钱的富人特来游玩看景。可是,想到祖国,正在烽火连天中,几百万健儿在前线浴血杀敌,几千万同胞人亡家破,一念及此,不禁泪下,就是真正仙境,也无心赏玩了!”
　　张雪岩于9月底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人在多伦多,心却系着遥远祖国的安危。令他感到兴奋的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支持中国对外抗战,外国人民不但在精神上同情中国,更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声援中国,英美两国的人民对此显得尤为积极。张雪岩曾同几位朋友去参观多伦多的一个大博物院,其中从三千七百多年前的商朝到民国时期的大批中国古物最为引人注目。在交流过程中,他得知凡参观过这里的外国人无不交口称赞,认为中华民族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张雪岩叹息道:“这是我们的光荣,可惜今天,我们这般没有出息的后辈子孙,不但不能继续发扬光大祖先伟大的创造精神,反而弄得河山破碎,连祖先的遗产都不能保守。多么愧对祖宗,愧对天地!”
　　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张雪岩曾往家里邮寄了一张照片,照片正面是他独自一人坐在海滩上,背面题着“滩前思祖国”5个字。这与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中“我以我血荐轩辕”有异曲同工之妙,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

心系祖国,以笔当枪
　　张雪岩心系祖国命运,常将自己的爱国思想付诸笔端,号召《田家》的读者投入到抗战中。1939年10月1日他写了一封问候信:“诸位读者,岩与《田家》相别,已两年多了,虽因远离祖国,不曾多写文章,与大家谈心,但思情却未曾离开《田家》,更没有忘了《田家》的读者。现趁学校休假之便,特与诸位谈谈阔别。……《田家》在平时的服务目的,是启发民智,改良生活,建立德性。在战时稍有不同,为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最高目标,除照原定目的继续努力外,又须在牺牲爱国方面,格外加以提倡,期使每个田家读者,不论直接间接,都是抗战的勇士,建国的能手。我们的口号是:‘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抗战建国的力量,才能消除为害无耻的汉奸,达到灭敌救国的目的。”
　　该信指出,《田家》在抗战时期的目标应有所转变,即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敌人的毒计,是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在没有把他打败之先,他是不会放松的。……田家的朋友们特有的责任,除自身竭力实行做人模范外,更当广劝邻里和亲友,一同起来,携手努力。‘只有国家,没有个人’,这是抗战中心理上重要的准备和应有的态度。如能人人这样的话,最后胜利才有把握。”他强调每个国民都应在抗战时期保持“国家至上”的爱国观念。
　　抗战八年期间,张雪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借助《田家》这块园地,编辑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文章。他本人撰写了《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纪念抗战五周年》等,告诉农民和广大受众,只有团结一致,最后才能获得胜利。抗战结束后,他又撰写了《庆新年哀国是》、《哭国运招国魂》、《为什么要打仗》、《反对内战》等很多文章,告诫国民党当局应该停止内战,应“和平第一、建国第一、民主第一、自由第一”。
　　即使身在国外的那些日子,他仍撰写文章,自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对国内战局的分析、国际重大时事的评论,以及向政府建言献策等,从未中断过。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张雪岩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对国外值得借鉴的东西并不排斥。他在美国留学时除了刻苦学习,也特别留心考察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中发现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他归国后,将其所见所闻,尤其是反映美国文化特点的、有趣的且具有参考价值的方面写作成文字,分期刊载于《田家》上向广大读者介绍,其中教育是他关心的重点,希望中国的教育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雪岩通过对美国教育体制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在《田家》第八卷第十九期《美国见闻――教育》一文中说:“注重职业。近来美国的小学和中等教育的第二个新趋势,就是为避免以往爬梯子式的升学制度,致把农村青年大部分拖走,因而闹出田园荒芜的恐慌现象,特在职业(特别是工、农及其他实业)方面加以注意。办法是除普通中小学应设科目外,亦就当地需要情形设职业科目,如系农区,当然注重农业科目,工业亦然。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使智力财力都能升学的学生还可照旧,其余不能升学的可以以自己特有兴趣专习某业,以便由中学毕业后,可以参加专门职业,使人人得尽其所长,参加建设事业。”
　　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东亚病夫”这一丑化中国人的提法,非常理性地加以认识和分析,而不是对此意气用事地简单抵制:他在寄给《田家》“卫生副刊”栏目的稿件中说:“中国被目为东亚病夫已久,这虽有些侮辱,但我们也不讳疾恶要勇敢承认是事实。不论从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上说都对。欲洗这种耻辱,决不是单凭意气,恨恶别人就能办到,根本的办法,是坦白承认自己的弱处,然后再求具体的补救。有病的人,如果承认医生的诊断是对的,就当彻底医疗,如此方有恢复健康的希望。本报的卫生栏,完全本了以上的认识而辟设的。因为农民的疾病太多,尤其传染病,又无卫生习惯,科学预防和医疗的设备,以致平均寿数太短,死亡率过高……所以欲使中国富强,民族复兴,国民强健的体魄应为其先决条件”。足见其超人的政治眼光和爱国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