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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连(1930——1999),原名谭家起,潍县东关(今潍坊市奎文区)鱼市街(旧称鱼店街)人,他二十出头就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参与筹备《淄博工人报》(现在的《淄博日报》)创刊,作品《一个青年矿工》被收入当时的全国高小课本作为教材,曾被冠名为“孝妇河畔的高尔基”。谭连“文革”中遭受迫害,一生历经坎坷。
才思聪敏的热血青年
初识谭连先生,是在六十多年以前。起因是他常到我家找我大哥刘睿宽,他们是文学伙伴。那时,我刚上初中,谭连已经是脱颖而出的文学青年了。
他貌不惊人,却有着成年人的气度和学者的斯文。到我家若先遇到我,总是先温厚地一笑,慢声问:“雷丹(我大哥的笔名)在家吗?”同时脸还有点红。然后到我大哥住的小西屋中,俩人一谈就是大半天。
从大哥那里,我知道谭连读书很多,才思聪敏,酷爱文学,是写小说、散文的快手；而且他性格坦直,脾气好,对朋友以心相交,但对劣习恶俗则深恶痛绝。在他们几个文友当中,他虽年龄最小却是有才干、最活跃的一个。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在潍县先后办起了两份报纸,一份是国民党潍县县党部创办的《齐鲁日报》,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第八军(俗称“顽八军”)进驻潍城后创刊的《统一日报》,两份报都有副刊。在日伪统治下压抑已久的潍县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纷纷撰文在报纸上欢庆抗战胜利,呼唤民主自由。两份报纸开始时也在标榜民主,收揽民心,政治控制不算太严,副刊上不断发表一些内容清新、笔致生动、思想进取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和讽刺时弊、揭露黑暗、抨击官场贪腐行径的言论、时评等短文。发文较多的郭龙春、陈秋山、雷丹、谭家起、张狂等数人,很快就成了社会上的知名青年,尤其在学生中备受景仰。其中的雷丹,就是我的大哥刘睿宽,谭家起就是谭连,张狂本名叫张文郁。他们彼此都是热血青年,心意相通,常凑在一起互相交流切磋,并结成文学社。
当时潍县有《齐鲁日报》和《统一日报》两种报纸,《齐鲁日报》副刊刊名是《大路》,编辑叫马达；《统一日报》副刊刊名为《铁军》,负责人叫许肇锡,还有一个编辑姓钱(笔名“金戈戈”)。这几位编辑也都是年轻人,许和钱大学未毕业就参了军,都有些民主意识兼学生气,与谭连先生等文学青年兴趣相投,支持他们在副刊上定期出文学专刊或专页,名为“社外编辑”。谭连他们先后刊出过“拓荒”、“萤火”、“青年”、“熔炉’等专刊,上面发表的,都是贴近现实生活,讽刺贪官污吏,斥责当时的政府和军队横征暴敛,抢占民房,欺压百姓,还有反对封建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反映民心民情的诗文,带有强烈的追求平等自由、文明进步的感情色彩,且文笔精彩洗练,深受社会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欢迎,但也引起了当局者的关注和反感。
以笔当枪的勇敢斗士
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面目的日益败露,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反共防共,压制民主思潮,成了当局者的当务之急,报纸上的言论也受到严格控制。1946年秋,《齐鲁日报》因物价飞涨,纸源紧缺而停刊；编《统一日报》副刊的许和钱也辞去军职,回大学读书去了,接替他们的是“顽八军”政治部的萧鑫,此人思想顽固,官气十足,不喜欢文学青年办的专刊。谭连他们便不愿再给《统一日报》撰文了,并且还曾与“顽八军”政治部的毛臻瑞在报纸上进行过舌枪唇剑的斗争。
这件事的起因,是有些读者对潍县选出的议会代表是否合乎民意提出质疑,随即便有人出来指责提意见的人是“故意捣乱”、“无事生非”。此后引起了许多人以“潍县人”、“也是潍县人”等笔名发表意见,指出参议会是“御用机关”,是官方指定,违反民主。争论得很热闹,也很激烈。官方有些不好下台,这就触动了当地军政要员的敏感神经,他们的“大秀才”毛臻瑞跳了出来。他将“臻”字拆开,以“秦至”的笔名写文,激烈反对,恶口辱骂,甚至横加政治罪名,对提意见者示以威胁恫吓。谭连他们见此状况极为气愤,分别以“古平寿人”等笔名,连写短文,谴责“秦至”的文章“蛮横无理,以势压人,睁眼说瞎话”。争辩双方形成尖锐对立,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报社不敢再讨论下去,遂停发争辩文章以不了了之。接着是有人写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文章,“秦至”又针对性地写了一篇,诋毁鲁迅先生。这引起谭连等文学青年的强烈不满,写文直斥“秦至”不学无术,根本没有评价鲁迅的资格,言辞相当激烈,引起轰动。“大秀才”毛臻瑞只好哑言敛笔,不敢混充“公正高明”了。
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谭连和许多青年学生纷纷参加了民主青年联合会和民众教育馆组织的读书会、合唱团、业余剧团等活动组织,学习时事政治,开展文艺宣传。谭连还创作了一出独幕剧《解放前后》,由青年学生在“文庙”广场进行了演出,很受欢迎。当时虽然青岛还没解放,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在革命热潮的激励下,许多热血青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谭连参加了潍坊特别市青年联合会,并为《新潍坊报》编《青年生活》副刊。我大哥参加了民众教育馆,张文郁参了军,我也在1948年底参加了潍坊特别市文工团。大家满怀激情,在不同岗位上为新中国建设努力工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1950年,谭连调到淄博团委编《淄博青年》。入党后调任淄川团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他已陆续在《大众日报》、《山东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后来他又参与筹备《淄博工人报》(《淄博日报》前身)创刊,并任文艺组组长、记者组组长等。直至“反右”前,已在《人民文学》《文艺月报》《萌芽》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多篇,出版了两本小说集；特写《一个青年矿工》于1956年选入全国高小语文课本,成为通用教材。那时的谭连仅26岁。
那段苦中作乐的日子
与谭连先生真正熟悉交往,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风华正茂的他却没能迈过1957年那个“坎”……
六十年代初,因历受“磨难”而患病的谭连独自一人由淄博回东关鱼店街老家调养。在好友陈正宽家,我与谭连不期而遇。他和正宽早已是好友；我和谭连有相同遭遇,又都干过报社,彼此的情况也都早有耳闻,于是相约常在正宽家相聚。当时各有许多心情,都不愿多问多说,知道彼此还能撑得住、活得下去,就很宽慰了。当时,同去正宽家玩的,还有陈炳熙和杜宇二位教师。谭连是早已成名的作家,炳熙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新诗多首,陈正宽也发表过一些散文,于是谈论文学作品,交流读书心得,就成为每次必有的话题。更有趣的是大家都爱好京剧,每聚必唱:我拉京胡,炳熙会很多梅派戏,杜宇、正宽会唱老生,谭连擅唱花脸。生、旦、净凑在一起已很热闹,且都颇有造诣,演唱不俗。因而街门前常有行人驻足聆听,击节赞赏。我原不知谭连会唱京剧,而且他会唱的戏很多,嗓门洪亮,韵味浑厚。我们都很惊叹不已。看到他唱时因提气而满面涨红,恐对他养病不利,就劝他少唱,别太用力,他都是厚道地笑笑答应着,但每次不唱两三段他是不尽兴的。
那是一段开心的日子,虽然物资匮乏生活拮据,但能苦中取乐却也十分难得。谁曾料到“文革”开始,这又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大案,定名为“昨非斋”反革命集团而被大查大整,株连二百多人。谭连虽在淄博,也是“斋”中有名,当然也难免此“一劫”。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此案才得到平反。
淄博相见竟成永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开始拨乱反正,谭连先生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又建立了美满家庭。我们这些老朋友皆大欢喜,都想去看看他。历史总是公正的,好人当有好报。迟到的幸福也还是幸福,只是不该来得太晚,让他无可弥补地损失了二十年的大好时光!
1981年暑假期间,听说蒲松龄故居对外开放了,我们四人相约去淄博,先看谭连的新家,再看蒲翁故居。临行时,陈炳熙因工作调动离不开,我和陈正宽、杜宇带着炳熙对他的祝福,径直来到谭连家。
谭连住的是三间西屋、街门向东的一个小院。见面后,彼此都异常激动,谭连拉着我们的手连声大笑,眼泪直流；他胖了,健壮了,浑身上下仍焕发着年轻时的活力与风采。站在一旁的谭大嫂,也为老友们的亲情而欣喜得合不拢嘴。她高挑身材,健壮秀丽,朴实厚道,热诚地待我们亦如老友。谭连兴奋地介绍了她的姓名——赵允英,以及两人结婚经过和婚后生活。我们祝贺他俩美满幸福的“天作之合”,更为谭连时来运转、有了温馨的家和相亲相依的人生伴侣而高兴。
那天的饭菜丰盛,凉拌热炒,全由谭大嫂操办。我们围坐在小桌前,边吃边聊,海阔天空,尽情地分享着主人家的幸福,晚饭后又谈到深夜。
那一晚,就在南里间的炕前接上杌子,四人同榻而眠。第二天,尽管谭连和大嫂刻意挽留,但考虑到谭连还要上班,况且来日方长,遂辞别他俩,去参观蒲松龄故居后返回潍坊。
从此以后,我和谭连先生却再未会面,那次离别,竟成永诀!念及往事,不胜感慨!
2010年,谭连先生的爱女谭晓娟要将父亲早年那些已经发表和没有机会发表的作品结集出版,向老朋友约文,我曾写一千字短文。书出版后,谭晓娟把《谭连作品选》寄给我们这些他父亲的老朋友。
捧读这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谭连作品选》,看到当年那些小说和他后来写的对家乡深情怀念的散文,进一步认识了他那颗对革命、对矿工、对工作、对生活、对亲人朋友从不掩饰的那份无限热爱之心。
本版撰稿 刘督宽
图片提供 谭晓娟
刘督宽,1933年生,潍县城里人。先后在潍坊特别市文工团、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第一职业中专等单位工作。1993年离休。自1950年起,开始在《大众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发表作品。
编后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蓦然回首”栏目与您相约,刊发与潍坊有关及潍坊籍人具有深刻内涵的回忆文章,尤其欢迎普通人参与潍坊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文章要突出个人视角,风格真诚,不掩饰,不虚伪,字数在3500左右,并附4-5张老照片。同时,刊发反映潍坊重大历史事件的组照,每版尽量突出一个主题,要有故事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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