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12天,赵俪生携带随身换洗的衣裤匆匆南下,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平生第一次穿上灰粗布军装。不久,母亲从青岛来信,说青岛快要被日本人占了,要他回去帮忙搬家回安丘。赵俪生匆匆赶到青岛,母亲与姐姐已走,他又奔回老家。不成想,这是母子间的最后一聚。六年后母亲去世,处在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之时,赵俪生终究没能回去奔丧,遗恨终生。


保长欺压老百姓　质问无果愤离职
　　辞别母亲,赵俪生重新踏上抗日救亡之路。他来到湖南长沙,参加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办的一个“乡村服务团”,成为二分团的团员。二分团驻扎衡山县石桥铺,赵俪生与战友住在保长家的二层木楼上。
　　一天大清早,赵俪生见一对老夫妻和一年轻媳妇跪在保长屋门口。一问才知,老人独子被抓壮丁,保长怕他跑掉,将他捆在自家牲口圈里。赵俪生叫醒正在睡觉的保长质问,保长竟说:“你们只是宣传宣传打日本什么的,其余的事莫管。”赵俪生感到不解:抗战不应是单纯打鬼子,应借打鬼子的机会,多多少少把国内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松散一下。他向二分团团长反映,团长却不置可否。　　赵俪生愤而离去,辗转来到山西,参加了爱国将领续范亭领导的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所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赵俪生结识了未来的妻子高昭一。高昭一是河北人,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八师范。两人负责编油印小报,还一同办农民训练班。工作中,20岁的赵俪生与23岁的高昭一相爱了。婚后两人一起调往离石县抗战动员实施委员会。不久,大批日军打过来,他们紧急撤离县城。转移时夫妻失散,一月后才在王婆山相聚。

鬼子扫荡枪声近　仍然沉着刷标语
　　时值严冬,这支只有十几条步枪的非作战部队被困王婆山。缺乏给养,难以为继,领导决定将外省干部护送到陕北,本地妇女儿童假称逃荒的亲戚隐蔽老乡家,武装人员突围北去。
　　赵俪生夫妇在一位侦察连长的护送下渡河,快要靠岸时,筏子被坚硬的大冰块撞散,三人一齐落水。侦察连长左手抓一个,右手拽一个,将他们拖上岸。两人在附近老乡家暂作休养,与几名战友会齐后,徒步十多天抵达延安。
　　不久,赵俪生夫妇要求重返前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赵俪生与高昭一来到晋南夏县支队,分别任第一中队正、副指导员。
　　在夏县支队,赵俪生大学期间选修的日语派上了用场。一次日军“扫荡”,支队向山上撤离,赵俪生用红土拌到浆糊里,爬上梯子在大庙墙上刷标语:“铁砲おくれ优待ぃぃだしましよ”,中文意思是“缴枪不杀”。枪声渐近,赵俪生方与两名警卫员策马而去。
　　期间,赵俪生染上了恶性疟疾。妻子陪他到西安治病,治愈后回到支队后,领导不再让他们下基层。赵俪生留在支队宣传部,高昭一做儿童团的工作。

教书为业搞情报　整天要做两面人
　　1939年夏天,赵俪生患上痢疾,疟疾重又发作,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成了一条麻杆,妻子再次陪他到西安养病。后来,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对共产党主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下毒手,夏县各单位、部队已转移,赵俪生夫妇便留在后方教书。
　　这是赵俪生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此走上教学、科研之路。但是,舍弃前方到后方,离开革命队伍到国统区,赵俪生心里经历了一番折腾。他曾在回忆录中吐露心迹:“一年过后,与西安城工部接上头,还可以替革命做些情报工作；九年后开封解放,我们第二次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样,1939年的那扣心结总算有了一些疏解。”
　　赵俪生夫妇被安排在乾州中学教书,开始做起“两面人”:平时必须非常小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是从山西“牺盟会”来的；必须和同事们一样朗读“总裁”(蒋介石)的十二条《守则》,早上与学生一起参加升旗。
　　直到晚上9点多回到自己的小家,两人才算轻松下来,还原成真实的自己。赵俪生在灯碗里加一根捻子,几乎是通宵地写作。300多个夜晚,赵俪生完成了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翻译了德国进步作家沃尔夫的12幕剧本《维也纳工人暴动记》等。
　　1940年,赵俪生的朋友、《西京日报》记者程之平联系上了他,程之平的真实身份是中共西安城工部人员。自此开始,赵俪生便利用两个叔叔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条件,获取国民党军队、金融、工业、运输等方面的情报,成为共产党的外围地下工作者。赵俪生的情报生涯,一直持续了七年之久。
结交胡宗南高参　获取国民党信息
　　赵俪生夫妇平时异常小心,身份隐蔽得十分严密。乾州的国民党情报机构搜查中共地下党毫无线索,却紧紧盯住了赵俪生和茅盾的通信。赵俪生收到的每一封信,都盖一图章:“乾县县党部检查验讫”。
　　茅盾来信的内容,皆为小说或剧本稿子如何,以及是否发表等等,落款署名“沈今甫”。县党部的小特务们并不知道沈今甫就是茅盾,但细心的赵俪生还是警觉起来。经请示,赵俪生决定主动出击,利用关系到上面探探风。
　　赵俪生找到西安的一位清华同学,经他介绍认识了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组长陈中经。陈中经写信给乾县三青团打招呼,查信的动作停止了。赵俪生解放后才知,陈中经是周恩来在国民党内布下的一颗棋子,与熊向晖、申健并称中共情报“后三杰”。“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这位同学又向赵俪生介绍了留学美国的老校友吴启诚。吴启诚时任胡宗南的中将高参,赵俪生获上级允许后前往拜访。赵俪生每到西安必登吴门,谈话间了解到国民党上层许多政治情况。
　　1942年至1947年,赵俪生先后在迁到泾阳县的西安高中、蔡家坡的扶轮中学等校任教,一直与西安城工部保持联系。他的学生在当地经营了一处菜圃,是向陕北运送紧缺物资的秘密据点。其间,赵俪生与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戈宝权等都有联系。知内情的学生告诉他,他的信每封都进行密查,检查者用水将信口润湿,用小刀揭开,查完再封上,不露一点痕迹。
　　后来,蔡家坡一家工厂部分工人集体要求加薪,国民党特务诬称工人要暴动,对蔡家坡三家工厂、两所学校实行戒严。事后有学生告诉赵俪生,特务的黑名单中有赵俪生,一旦情况紧急,他们便将黑名单中的人装入麻袋,沉入渭河。
　　　　　　本版撰稿:李之凡　刘浩凯